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他身体一蹶不振,是因为1969年9月16日下午发生的一场车祸。发生这场意外之前,蒋介石的车队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前导车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反应不及,该踩煞车的时候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
1970年5月29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5月30日,蒋介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把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任务。
7月22日,蒋介石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蒋介石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蒋介石请假,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蒋介石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一支由12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8月6日夜间9时40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以时速20公里慢速度驾驶,将蒋介石送进“第六病房”。
8月11日上午8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介石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46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10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蒋介石的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等医疗资源。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蒋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24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
1973年7月23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摄影官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蒋介石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介石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蒋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笔字,应该是蒋介石在1972年7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介石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1975年4月5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急救。急救了3个多小时,4月5日晚上11时3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4月5日晚间11时50分。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之令急赶到士林官邸,是在4月6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逝后近3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4月6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4月6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介石死后3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1975年10月31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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