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移动支付蹒跚起步

　　一些店铺前贴了供扫码支付的二维码。

　　提起移动支付（台湾称“行动支付”），如今已成为不少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近期，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宣布，将采取整合移动支付终端设备、在公共部门和医疗机构推广移动支付等具体措施，提升台湾支付的电子化水平，引起业界关注。

　　圈里热闹圈外冷

　　与大陆移动支付的如火如荼相比，台湾移动支付落后，早已是全岛共识。台湾第一部第三方支付专法《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直到2015年5月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欧付宝、支付连等5家机构先后取得电子支付牌照。

　　监管的口子一开，银行、网商、电信运营商、手机生产商、门户网站等蜂拥而入，推出的各类APP让人眼花缭乱——一类是以搭载NFC（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的手机信用卡为核心的“闪付派”（Quick Pass），另一类是以第三方支付APP为核心的扫码派（QR Code）。

　　记者在台北两大最热闹的夜市——士林夜市和宁夏夜市看到，不少店铺前都贴了不止1张供扫码支付的二维码。商家虽积极，但实际使用效果却难言理想。据“金管会”统计，算上电子票证、PC端支付和移动支付，2016年上半年台湾电子化支付比例仅为30%。在士林夜市经营炸鸡排的许先生向记者透露，他的店可以支持3种手机扫码支付，“最开始有补贴的时候还有人用，现在大概三天才会遇到一个要求用手机支付的，大家还是习惯用现金。”

　　在台北从事酒店管理工作的曹小姐常常要在外面忙业务，对移动支付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若不带钱包带着手机就出门，就得下载一大堆APP，并完成各自的注册和账户绑定。她举例道，早上起床想要吃早午餐，要用GOMAJI寻找附近饭店并付款；想去超商买东西，全家和莱尔富得用欧付宝， 7-11得用Pi钱包；出门叫车，得下载“乐点行动支付”；去医院看病，得下载“医疗行动支付”APP ……“就算下载了很多APP，许多地方也不支持行动支付，那就不如带信用卡和现金出门方便了。”曹小姐说。

　　弃旧图新路还长

　　尽管还不能实现“只带手机出门”，但较之一年前，台湾移动支付发展已有明显的进步。“金管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台湾移动支付交易金额已达20亿元（新台币，下同），年增长率达304%。有业内人士认为，按照这个速度，“金管会”的“五年倍增计划”完全可以实现，即到2020年，台湾电子化支付比例达到52%。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台湾拍付国际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长韩昆举则指出，光是改变用户消费习惯，形成比较成熟的移动支付环境就至少需要5年。拍付国际推出的Pi钱包目前已遥遥领先于同行，但这并没有让韩昆举感到丝毫轻松。“台湾便利店和信用卡太发达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痛点，居民消费观念又相对保守，不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既然没有痛点也缺乏亮点，那就只能靠烧钱补贴来吸引商家和消费者的注意力。例如，第一家获得电子支付拍照的欧付宝为培养用户，先是给下载APP后的民众赠送购物金，再与各个特约商店合作推出购物优惠，甚至路边停车使用欧付宝缴费也得到优惠。其他各个行动支付公司也都纷纷加入烧钱补贴的战局。

　　由此带来的成本负担则更让分析人士担忧。台湾知名商业智库、财团法人咨询工业促进会研究员陈凯迪认为，银行在费率上本就比第三方支付机构有优势，持续烧钱的“移动钱包们”能不能扛住成本压力，是台湾移动支付发展的关键变量。此外，近期发生在移动端的多起信用卡盗刷现象更增添了消费者对移动支付安全性的疑虑。

　　搭上大陆顺风车

　　事实上，在台湾移动支付工具尚未问世之前，大陆两大移动支付巨头支付宝和微信便先后登岛。如今，大陆游客在台湾住宿、乘车、购物都可以用手机解决。支付宝台湾市场负责人辜瑞祥透露，支付宝2014年12月1日在台湾上线以来，已从3600个支付点发展到3万多个。腾讯支付平台部海外商务拓展经理陈仪庭也介绍，微信支付目前在台也有超过3万个支付点。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不仅在台湾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支付点，也搭建起了两岸跨境电商发展的平台。微信支付通过公众号运营为台湾商家和大陆消费者搭建点对点交易平台。据台媒估计，大陆消费者习惯的“跨境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消费模式，一年约含600亿元的商机。

　　陈仪庭在入职腾讯前也曾为台湾某电信运用商推广过支付工具，但商家的态度并不积极，当他后来再去推广微信支付时，情况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本土支付工具并不能带来新的客源，而微信和支付宝可以帮助吸引陆客，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于是常常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台湾业者为了说服商家接入自己的移动支付钱包，往往将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捆绑在一起推销。商家即使对移动支付本身不感兴趣，也会对陆客感兴趣。

　　在部分学者看来，大陆移动支付的发展经验不只存在于商业模式和消费观念层面，监管理念同样是台湾需要借鉴的。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墙指出，大陆法规是“先开后缩”，由市场去淘汰；台湾法规是“先缩后开”，监管机构防弊心态过重，阻碍产业发展，业者难以把饼做大。“监管部门应在两点间取得平衡点，给产业发展留足空间。”

　　（本报台北1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