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访名人故居：多少天涯未归客 尽借篱落看秋风

　　“素书楼”是国学大师钱穆故居。1967年,已经年逾古稀的钱穆自香港来台择地建屋,以做隐居终老之处所。

　　这个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2号,记者两次寻找问路方得以探幽的地方,隐蔽于外双溪东吴大学的校园内。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23年,直至1990年迁出,三个月后他阖然辞世。

　　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心,为什么钱穆最后选择台北作为人生最后的歇脚点?

　　钱穆在台期间讲学著述不断,“素书楼”一楼客厅便是他讲学的地方,一幅当年他在寓所讲学的老照片生动反映了这位国学大师神采飞扬,逸兴纵情的画面。在二楼书房,两侧大窗户将苍松云海收入眼帘,视线十分开阔——它是记者在台北名人故居所见过最好的书房。

　　离钱穆故居不远,在阳明山脚下有张大千故居,在阳明山半山腰有林语堂故居,这两位文化大家,最终也是在此寻找归宿。

　　文学大师林语堂从美国到台北的时候是1966年,那年他71岁了。1976年林语堂去世,那一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游历大半个地球后定居台北时已经77岁高龄。

　　事实上,记者并没有访问到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曾经有一次,已经来到故居所在小区门口了,却不得其门而入。参观张大千故居须提前向台北故宫博物院预约,但听说张大千故居并没有他的什么画作,最后也便作罢了。

　　在“摩耶精舍”,晚年张大千有《黄山文笔峰》《晴麓横云》《阿里山浮云》《金笺山水》《峨眉金顶图》等许多画作问世;他也时常出席画展,被上流社会所拥簇。记者曾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三楼“荷风阁”见到早年张大师在此作画的情景照片,裙裾摇曳,观者如堵。

　　早年即名重学林的钱穆,更多流连于自家二楼长廊。据记载,钱穆与夫人时常对坐长廊,“谈论当时社会议题及生活所感”,这些夫妻间的闲谈内容成为后来他的夫人的《楼廊闲话》。

　　观钱穆的“素书楼”,真可用“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况之。大师一生留下煌煌大作《钱宾四先生文集》五十四巨册凡一千七百万言。在台北“素书楼”的岁月里,钱穆著有《朱子新学案》及《双溪独语》等书。

　　林语堂也有四十余部作品存世,包括《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吾国吾民》《苏东坡传》等。在阳明山的半山腰,他有一幢中西结合的房子,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城廓,因此他在自家的“有不为斋”便有了更多闲情逸致。

　　钱穆、林语堂、张大千属于高士、雅士、名士之流。斯人已逝,空有惆怅。记者曾经多次想到,台北如果没有他们又如何呢?

　　还有,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适。

　　日前,记者匆匆去了趟位于台北南港的胡适墓园凭吊。墓园在小山坡上,树木环抱,其对过就是他曾经担任过院长的“中央研究院”。胡适自美国归来,在台北的时光并不长,仅四年时间直到去世。

　　胡适研究学者周质平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

　　所谓“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台北竟也成了这位思想大家的归宿之地。记者以为,胡适之于台北,象征的意味当更足些吧。

　　在“老派”的财经官员中,孙运璇与李国鼎在台北、在台湾所经历的时间比他们要长很多。这两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台湾这座宝岛融为一体的。他们之于台北、台湾,却是另一种“象征”。

　　孙运璇曾主掌台湾交通、经济等事务,后担任“行政院长”,他是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奠基者,创办新竹科技工业园、工研院,目前台湾最知名的半导体企业多成长于那个时代。而有着“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在台湾经济起飞阶段因在工业、贸易、财政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卓越贡献,而被后人追念。

　　孙运璇、李国鼎之后,台湾的“财经首长”何人庶几可比?

　　记者希望通过寻访他们的踪迹增加更多的了解。于是,便先后在这个城市的曲巷扣开他们的故居大门。

　　孙、李故居的书房映衬出曾经的主人的学识。亦毫无列外,他们的故居除了单纯供游人探访参观外,都辟为科技人文活动的场所。记者每次造访,均能看到一些活动的讯息。

　　走在台北街头,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或还了解他们。也或许,那个时代逐渐被这个社会所遗忘?但至少吧,将过往的这些名人雅士、哲人大家、伟人巨匠作为一面镜子,从他们格物致知,谦冲自牧的品德操守中,反观台湾这个社会现场。

　　然而,“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纷乱之中,我们又有多少无奈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中新社记者 徐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