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相互扶持的老人。 李云芝摄
台湾媒体自制的人口数据图表。 资料图片
2014年9月4日,台北市立洲美小学开学日,郭馥娴是唯一的小一新生,创下台北市罕见的“一对一”超级家教式的教学景象。
这是洲美小学最后的开学日。一年后,洲美小学停办。
在澎湖、在嘉义、在花莲……多所小学因仅有1人入学甚至招不到人而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有校长央求媒体不要采访,以免“吓跑小孩”。
2015年重阳节前夕,台湾“国发会”公布统计数据,岛内目前65岁以上人口已达286万,预计将于2018年迈入“高龄”社会、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届时每5人就有1人超过65岁。台湾从“高龄”社会迈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将仅用时7年,时间比日本快1.6倍、比美国快2.9倍、比英国快7.3倍,创下另类“全球第一”。
没有限制,可以敞开生,人们的生育意愿却持续走低,从2016年开始,台湾老年人口将超过幼年人口,“人口红利”将逐步耗尽。警讯连连,台湾已经打响“婴儿保卫战”。
柔性劝导:
从“一个不算少”到“三个更热闹”
“以前不是这样的。六七十年前,在我外婆、祖母那一代,台湾一个家庭有八九个小孩是寻常事,到我父母这一代,生五六个小孩的家庭也挺多的。”台湾中国时报驻京特派员王铭义说。
那是台湾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1949年,台湾人口为739万余人。受二战后婴儿潮及死亡率下降、国民党军队败退来台影响,1958年,台湾地区人口突破1000万人。
迅速膨胀的人口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岛内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但受当时“增产报国”的政治气氛影响,这期间台湾当局未全面公开提倡节育措施,仅由有关部门及民间团体到眷村、乡间宣导妇幼卫生,倡导避孕。1956年台湾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显示二战后10年间人口平均出生率为44‰,引发岛内舆论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忧虑。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阐述推行家庭计划及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引发各界热烈讨论。1964年,当局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倡导避孕,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等口号。
1967年,台湾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3年才生育、间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从1971年起,每年11月为家庭计划扩大宣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等口号;倡导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
此后,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逐渐下降,成功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受到国际社会好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前来“取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人口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1991年首次降至1%以下,2001年为0.6%。
为挽回下滑的生育率,台湾当局于1990年修订“人口政策纲领”,提出“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的口号,鼓励妇女生育。后来,又提出“两个孩子很幸福,3个孩子更热闹”的口号。
但是,台湾的生育率并没有止跌回升,近年来更是屡创新低。从1996年至2010年,台湾年出生人口数从32万多人降低到了16万多人,生育率多次在全球“吊车尾”。
持续走低:
“养不起”导致“不愿生”
“台湾的所谓‘家庭计划’以柔性劝导为主,并非强制。台湾生育率下降,除了政策引导,也与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有关。”王铭义说。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台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台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大家庭体系逐步瓦解,妇女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妇女就业率大幅提升,与这一“社会进步”现象相伴而来的,是晚婚甚至不婚族增多,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超少子女化”现象的日益严重,造成教育供需失调、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萎缩、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年轻医师不愿加入妇产科和儿科,妇产科名医也被迫转行。曾经有媒体报道,60多岁的高医生20多年前是台湾北部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名医,当时他的诊所一个月要帮七八十名产妇接生。随着台湾人越生越少,诊所生意一落千丈。凭着医生执照,他开始从事验尸和开具死亡证明的工作。从“迎接新生”到“目送往生”,高医生说:“时势所逼,有什么办法?”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台湾大中小学都面临关门的窘境。2014学年度台湾的大学“指考”发榜,录取率95.73%,创近5年来新高,11所学校有近300名缺额。有关部门预计,到2022年,约有1/3的大学院校会倒闭。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生孩子?“是真的养不起。”台北上班族王哲南育有二子,被大家视为勇气可嘉,而个中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年,要请保姆、要给孩子交各种各样的学费,还要攒钱买房子,经济压力好大。就是在我的老家云林,现在大部分人也是生一个。”王哲南说。为了多挣点钱,他主动要求派驻大陆,付出的代价是与家人分离。
台湾一项针对上班族生育计划的调查显示,四成上班族根本没有生小孩的计划。不生孩子的原因,排名首位的是“怕赚的钱不够养小孩”,比例高达65%;其次是“买不起房子,没法给小孩一个家”;三是“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小孩”。这项调查显示,在台北养育一个孩子平均需要537万元(新台币,下同),其中教育是最大的支出。虽说台湾的小学、初中实行义务教育,但对于上班族来说,各种托管班、才艺班、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也需三五万元。此外,为照顾小孩,妈妈甚至爸爸都会请育婴假,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上班族担心请育婴假后无法回到原公司或被调职。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年轻人之所以“生不起”,主因是台湾10多年来的薪资普遍没有增长,加上通货膨胀因素,多数人领到的薪水,实际的购买力还在年年降低。年轻人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过得好辛苦,更别提养小孩了。小两口在社会上奋力打拼,先攒够了钱再论其他。等在经济上略有成就,却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政策催生:
助你好孕 成效有限
经济压力压垮“生”意,台湾人口快速迈向负增长。拐杖多过婴儿车,专家警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台湾全面性劳动力短缺与经济发展迟缓;劳动力供给不足还将导致工商企业投资意愿降低,进而影响生产总值与税收。2010年,因台湾婴儿出生数仅16万多,创10年来新低,政府将“少子化”列为“国安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上阵催生,每参加婚礼必问“准备生几个”,台湾各地政府也各出奇招催婚、催生。
“为爱而生”“一‘生’幸福”“结婚,我愿意!生子,我乐意”“幸福很简单,宝贝一,二,三”……台湾各地举办的鼓励生育标语评选活动,首奖奖金高达100万元。
近年来,台湾各地都出台了奖励生育的政策。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每胎补助2万元,双胞胎补助4万元。台湾卫生部门更投入近10亿元补助不孕夫妻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应对“少子化”问题,需要创造有利青年生育、养育的社会环境。2014年8月,台北市副市长丁庭宇在人口政策论坛上介绍了台北市“助你好孕”专案推行情况。该专案提供生育奖励金每胎2万元,2011年以来已发放超过18.6亿元,此外还对5岁以下孩童每月发放2500元育儿津贴。截至2014年7月底,该专案整体执行经费累计达105亿元,收效明显,台北市连续3年的出生率位居全台各县市之首。
丁庭宇提出,还应推动公有托婴幼教,为“新手爸妈”减轻压力,包括小学扩大课后照顾,建立至少一区一个托婴中心,同时鼓励企业提供托儿设施等。此外,要推动教育优质化,提升下一代的竞争力;松绑法规,将闲置学校用地改建为社福、育幼、公营住宅等。
2013、2014年的谐音是“爱你一生一世”。台湾各地政府纷纷宣导这是结婚的好时机,并积极举办集体结婚或未婚联谊,导致这两年的结婚对数特别多,出生率也随之提高。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4年总计有超过21万新生婴儿,比政府设定的每年18万出生人口警戒线增加了3万多人。不过,短暂的冲高还是难以挽救台湾人口的下降趋势,据台湾“国发会”预估,台湾人口会在2021年达到2356万人高峰,2022年恐出现负增长,比原预估时间提前了4年。
“人口降下来后,要再鼓励生育,很麻烦。”台湾一位官员说。打赢“人口保卫战”,除了经济上的因素,还须整个社会观念、社会环境的转变。台湾催生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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