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监狱挟持案 比电影还夸张的台版监狱风云

　　“瞠目结舌！挟持人质的受刑人，打电话出来招朋引伴也就罢了，居然还可以联系媒体、刊登声明，然后‘矫正署长’当他们的发言人。但这都不够吓人，被挟持的典狱长，竟可接受电视台连线专访……我的天！所以你们在教这个社会什么？”

　　高雄监狱劫持案落幕后，“立委”段宜康在脸书发文，直言看不懂这出“闹剧”。台湾导演陈玉勋也说，“台湾编剧实在太难写荒谬剧了，每天发生的新闻都比用力编出来的还荒谬还夸张许多，观众就别再挑剔我们的剧本不合情理了，现实事件更不合情理！”

　　度过了最紧张危险的时刻，事后再看这起发生在高雄监狱的挟持人质暴动事件，确实更像是一场各方参演、媒体直播的“犯罪真人秀”。

　　筹谋已久

　　越狱功亏一篑变成劫持事件

　　气氛压抑的缝纫工厂里，许多服刑人一周五天，在这里默默劳动。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矫正”，无论“大哥”还是“小弟”，都得踩缝纫机，但是领到的薪水却极其微薄。也许是在这种日复一日，单调而辛苦的缝纫生涯里，郑立德的内心开始积攒起了怨愤。如果要追踪高雄监狱劫持案的端倪，缝纫工厂或许是一切的起点。

　　与郑立德同样心存怨愤的另外5名重刑犯，也很快被他延揽至麾下，开始谋划一桩“大事情”。黑道“堂主”出身的郑立德胆大心细，他像电影《监狱风云》里演的那样，不动声色地藏起一把原本应按程序报废的剪刀。

　　以无心算有心，郑立德的“越狱”计划一开始无比顺利，但很快，他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高雄监狱的安全门。恐怕是在瞬息之间，郑立德迅速就改变了原定计划，越狱演变成了劫持。从40分钟攻进枪械库取得强大火力的过程可以看出，郑立德不仅悍勇，更机变过人。就像台湾网友评价的那样，虽然作奸犯科咎由自取，但在劫持案件中，郑立德的表现堪称其“大哥”生涯的“巅峰之作”。

　　利用媒体

　　劫持者主导“犯罪真人秀”

　　郑立德的“本事”远不止劫持人质这么简单。当原本的越狱计划失败，不得不以挟持人质的方式与警方隔墙对峙时，郑立德在看似没有突破口的情势下，立刻发现了另一个“良机”。在高雄监狱典狱长自愿成为人质之后，郑立德立刻向台湾某平面媒体打了第一通电话，提出三项诉求。从这里，郑立德就开始主导整个事件的话语权，让一起箭在弦上的劫持案件，变成了一场现场直播的“犯罪真人秀”。

　　从14日17点36分开始，郑立德在8个小时里先后4次与台湾媒体连线。习惯于见到猛料就扑上去的台湾媒体，也几乎变成了与劫持犯直接交涉的另一方，高雄警方反而被晾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而被胁迫、面临生命安危的人质，竟然在劫持犯的暴力威胁与协调人安排之下，与电视台进行起了现场连线，这简直是比黑帮电影还要夸张的情节！这也成为台湾社会“娱乐至死”倾向的最经典写照。

　　论调动现场能力，郑立德堪称高手。台湾社会的舆论走向，也在郑立德与媒体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中越发倒向一边。暴力越狱、抢夺枪械、挟持人质……这些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都在郑立德及其同伙的“监狱正义”诉求声里，迅速被“边缘化”。

　　台湾歌手谢和弦发在脸书上的几句质疑，成为了台湾舆论的“代表作”：“好人为什么会活到变成坏人；坏人为什么会坏到变成犯人；犯人为什么会狠到变成恶人；恶人为什么会想要变成死人？”

　　黑道介入

　　嫌犯与人质拥抱后自杀

　　夸张激烈的开始，戛然而止的收场。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高雄监狱劫持案，所有人大概都会这样表达。在14小时的对峙中，外界设想过很多可能的落幕，但少有人料到，6名劫持犯会在不伤害人质的情况下，突然饮弹自尽。不过细想起来，这样的解决或许也是最适合郑立德的“大哥style”。正如前文所说，从生到死，他都是个“狠角色”。

　　事实上，郑立德在14个小时的劫持过程中，所受到的“礼遇”也令许多人瞠目结舌。与劫匪谈判，原本是警方的工作。可是，出现在高雄监狱的，并非台湾警方的谈判专家，而是两位郑立德的“友人”。其中的“白狼”张安乐，更是郑立德亲自致电媒体点名的人选。事到最后，郑立德甚至说，只要张安乐带两瓶高粱酒，进去喝两杯，喝完就释放人质。与其说这是在谈判，倒不如说更像是“大哥”们“乔事情”的架势。难怪有网友吐槽说，这是竹联帮在办尾牙吗？

　　警方最终没有放张安乐进入劝郑立德，郑立德最终也没有向人质下手，挣个鱼死网破。他与其他5名同伴，选择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举枪自尽。

　　典狱长陈世志事后受访透露，6名嫌犯期间各自讲述人生故事，和他话家常，其中除了拿枪抵着他头的靳姓嫌犯之外，其余5人自杀前，都曾和他拥抱、握手诀别，而且“握手时，我手热的，他们手都冰的”。

　　按他描述，郑立德等人将送进来的啤酒及高粱酒各两瓶喝光，彼此还祝“一路好走”。然后魏良颖、黄显胜、黄子晏及靳竹生就先分别持手枪开枪自杀，郑立德、秦义明持枪帮同伙补枪，随后也开枪自尽。

　　在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典狱长的“大无畏”，6名嫌犯的“盗亦有道”跃然纸上，台媒似乎已沉迷于某种“英雄主义”情结中。这起恶性犯罪的是非黑白，早已被忘到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