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务的里，名称叫嘉义市西区培元里，里办公处位于培元里内一个热闹的区域中。由于里长是最基层的“地方首长”，里民们从里办公处门口经过，少不了进来喝茶聊天小坐。这里就像个大家庭，有老有青有少，有争吵也有欢笑。
阿海伯是独居老人，身体硬朗，八十几岁了，不分寒暑，每天清晨四点起床，骑机车到嘉义市郊的兰潭边小山坡慢跑一小时，回家冲个澡，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阿海伯经常一早就到里办公处报到，时日一久，我索性复制了一个铁门的遥控器给他，由他帮我开门。
阿海伯年时到台北混江湖。那年他十七岁，只身北上，在万华一带结交不少朋友。有一次，他的朋友与敌对帮派人马冲突，双方一阵互殴后，对方阵营突然闪出一人，亮出一把武士刀。众人惊恐之际，少年阿海冲上前去，空手夺白刃，并将那人击倒在地，吓得对方人马四散奔逃。那次以后，阿海这个乡下进城的孩子，成了同伴眼中的英雄。
这是阿海伯经常拿出来讲的光荣历史，姑且当真。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年以后他人生落寞，卖榨汁机的生意失败，继之丧妻、丧子、丧女，剩下一个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被送到疗养院安置。阿海伯从此孑然一身，住在陋巷里的小屋内，里办公处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之处。
每天上午他到里办公处开门后，迎接各方宾客。老人家虽然身世凋零，但年少时的气势还是有的，他经常为了小事与其他宾客争论不休。例如，里民老竹说街角陈家大婶准备开店卖面，阿海伯说没有。两人的论述先是语气平和，继之面红耳赤，最后挽起袖子，作势要打。
中文里“作势”这两字造得真好。两位老人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打，最后由里长出面调停，说道：“这样好了，你们两位先坐一下，我过去看看！”
须臾间脚踏车骑到陈家大婶家里，打听之下，原来她有打算开面馆，但还在“想”的阶段，并没有付诸行动。里长回到里办，把调查结果向两位老人家汇报，只听老竹拉开嗓门说道：“你看吧，我说有就是有，还跟我辩！”谁知阿海伯气势更盛，惊天骂道：“她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开店，你知道什么！”
对于陈家大婶的面店，两位老人家都没有投资，将来也不一定会去吃，但他们却可以争辩到挽起袖子，“作势”要打。这种事不断发生，一开始我会为了追求真相而前往现场查证，然后再向他们回报，后来索性不出动了，因为即便调查出结果，两人还是会吵。
人类只要有心吵架，不怕找不到题材。阿海伯对其他里民的态度是这样，对里长也差不多。例如，有一次我有事出门，先交代他：“我出去一下，等一下有人拿50元(新台币，下同)到里办公处，麻烦你代收一下。”这是稍早我到市场买东西时，老板一时找不开，说等一下从里办公处门口经过，再拿给我。
阿海伯说：“好。”但等我回到里办公处时，他却满脸惊讶地告诉我：“刚才有一个人拿50元给你哎！”我说，知道，刚才出门前已经预告过了。
阿海伯惊疑的神情还没收起，问道：“那是什么钱？”
“买东西找的钱。”我答道。“拿钱来的那人是谁？”
“面包店的老板。”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了。“他为什么要拿钱过来？”
“……”已经到我不想回答的时候了。
“他的面包店在哪里？”“……”无言。
“你什么时候去买面包的？”“……”继续无言。
请他代收新台币50元，老人家可以把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物、为何、如何等新闻元素全部问完。阿海伯年轻时到台北混江湖，中年以后卖榨汁机，我倒觉得他没去当记者真是可惜了。
其实，老人家之所以会这样，我可以理解，他是想彰显自己的重要性，无妻无子，两袖清风，身体练得那么健壮，生活中还有什么事可管？无非就是里办公处里的一些小事，任何小事他都当成天大的事，管到底了。
年纪老迈了，但年少时的气势还在。人活着，靠的不就是这股气吗？哪一天阿海伯这股气没了，里长才要担心呢！
里办公处内有时嘻嘻笑笑，有时吵吵闹闹，但每日熄灯后，一切终究归于平静，一家人不也是这样吗？
蔡坤龙：台湾嘉义市培元里里长，其头衔类似于大陆的村长或街道办主任。名义上是散落在8条巷弄里近2000名民众的“最高长官”，实际上的“政务”大都是帮忙疏通下水道、调解邻里纠纷、收留流浪猫狗、向隔壁福义轩蛋卷门前夜间排长队的民众宣导不要扰民等。曾在《中国时报》等媒体担任十多年社会新闻记者的经历，让他在雅虎、中时等网络上开设名为“菜鸟里长”的博客，记录下里内小民的点滴生活。这些最底层的温情、快乐和感动故事，一度红遍岛内网络，也让其成为台湾最具知名度的里长之一。
[责任编辑：朱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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