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5年4月，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宝岛台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从那一刻起，台湾同胞就开始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台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与内地同胞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台湾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于是，他们纷纷奔赴内地支援抗战。据统计，先后有5万余台胞投身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充分显示出台湾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湾在文化上与内地同根同源，台胞有着强烈的爱国爱家的思想情感。一旦家园遭到蹂躏，他们便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即使面对百倍于己的强敌也无所畏惧。乙未割台，消息传到台湾以后，全岛上下无不悲愤，他们“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丘逢甲三次刺血上书反对割台。连帝师翁同龢也为之动容，感慨道：“得台湾门人俞明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在这种强烈的激愤情绪的鼓舞下，台湾人民置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于不顾，挺身而出，挑起了保卫家园的历史重担，这种超越忠君意识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了台湾军民抗敌的精神支柱。
史称“乙未台湾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前后历时7年。广大台湾军民用土枪、大刀，在清政府卖国、毫无外援的恶劣条件下，与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武器的7万余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粉碎了日军40余天占领全岛的企图。抗日义军连续4个多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丘逢甲、吴汤兴等各地乡绅保卫新竹，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台南坚守，无数台湾民众从北到南，步步为营，在自己的家门口殊死抵抗，先后进行大小作战百余次，击毙包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名日军，并使日军付出近3万人负伤的惨重代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内地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广大台胞看到光复家园的希望，于是又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全民族抗日斗争中去。这是他们在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情感驱动下的勇敢行为，是由保卫家园、光复家园的愿望上升到爱国主义的生动体现。台湾著名抗法名将林朝栋的曾孙林正亨，早年就读于厦门美术学校，抗日烽火使这个生活优越的大家子弟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前往广西参加了昆仑关战役。此后又辞别临产的妻子，怀着一腔报国之情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其间，他在寄给家人的照片背面写下“饥餐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誓言。在缅甸的一次全歼困寇的战斗中，他带领士兵浴血奋战，毙敌数人，身负16处重伤。回国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有知，一定会大笑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胜利、强盛，同胞能光明、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爱国台胞的民族大义。
二
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日本统治者利用专制的总督独裁体制，建立了严密的警察社会和保甲连坐制度，对台湾民众进行武装镇压。这一阶段，台湾的总督全部是军人。而这一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也同样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为主。在第二阶段，日本殖民当局用文官做总督，“恩”威并施，麻痹、分化台湾民众。此时台湾民众的反抗，也以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等非武装斗争的形式为主。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从1936年起，进入第三阶段，这是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更加严厉的“皇民化”统治时期，恢复了军人任总督的法西斯政治体制。这一时期，台胞的抗日斗争表现出了许多明显的特色。
斗争的多样性。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严厉控制、残酷镇压，台湾又是一座孤岛，缺少外援，这就使得爱国台胞无法在岛内形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斗争。无论是台北二中学生的反抗活动，还是工人、农民的罢工斗争，都比较零散。而他们此时的抗争形式更多地表现为维护民族本原的文化斗争和争取权益的议会斗争。到内地参加抗战的台胞也多是分散进行的。有的投奔国民政府，有的直接奔赴杀敌前线，有的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的在日寇统治的沦陷区从事抗日活动。不同的去向决定了他们后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但在当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抗日保国，光复家园。他们的抗日斗争与内地民众的抗日斗争融为一体、血肉不分。
行为的坚定性。参加抗日斗争的台胞，无一不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不论环境何等艰苦、凶险，他们都保持着炽热的报国之情，甚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与他们的前辈们冒死守土、舍命保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抗日义勇队为代表的大批抗战台胞，就是早期抗日保台志士们的后代。台北高等商校学生雷灿南，堪称抗日台胞中的杰出代表。他景仰孙中山先生，一心想赴大陆参加抗战，因在学生中传阅反日书籍《清算日本》而入狱。在狱中，雷灿南以文天祥为榜样，为表示不屈从于日本人的淫威，他总是南冠而坐，反复吟诵《正气歌》。刑死狱中时，他双目圆瞪，顽强不屈。还有旅居日本的陈文彬，在日本法西斯最嚣张的时候，一袭汉装长袍，在东京街头徜徉，以示不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气节。
思想的先进性。抗战台胞中许多是有思想、有抱负、有文化的民族优秀分子。他们不仅为光复祖先留给自己的家园而斗争，而且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奔向当时并不占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和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的蔡啸，曾经在新中国航空工业领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杨诚，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李焕之，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三
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以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台湾光复的契机，大陆抗战的胜利是台湾回归祖国的前提。台湾的光复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喜悦。在抵御外侮中，台湾同胞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又一首保家卫国的壮歌。他们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行动，极大地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这种被强化的价值观不仅是8年抗战中台湾与祖国生死相依、共度国难的精神纽带，而且是今天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激发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几千年形成的坚强的共同体。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未能毁灭这个坚强的共同体，反而激发了这个共同体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精神。在1895年以来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中，特别是在8年抗战中，这种历史主动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广大台胞拒绝命运的安排，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争，改变自己的家园和国家被蹂躏的命运。这种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它仍然是两岸同胞反对“台独”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台湾同胞活跃在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他们不仅带来了抗日战士所急需的物资、治疗病员的精湛医术、对敌斗争的经验及传达信息的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意。每位台胞在战场上的出现，都是对抗日战士的极大鼓舞，都是对日寇精神上的极大震慑。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60年前，台湾同胞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同时也支持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台湾同胞一定能够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求是》；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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