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林深处，是我的故乡，那里虫鸣鸟叫，歌颂美好时光……”在风景如画的花莲太鲁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一支——太鲁阁人用古老的木琴，演奏着一曲《山谷的歌》，歌声中有一丝悲凉。
百年前的一次浩劫，让曾以“山林为家”的太鲁阁人不得不迁徙到了大山脚下。曾经故土的记忆，慢慢在歌声里传唱。
这场发生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太鲁阁战役”，是日本镇压台湾少数民族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动用兵力最多，作战范围最广，而台湾少数民族武装保卫乡土所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烈。
甲午战败后，清廷1895年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各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为守卫家园，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抗日持久战。
太鲁阁意为“伟大的山脉”，其所在的花莲县因好山好水好空气而被誉为“最后的净土”。来到太鲁阁，恰逢几场秋雨送爽，山中云雾缭绕，山林若隐若现，山下溪水缓缓蓝如翡翠，游人络绎不绝。
好山好水养育了一方淳朴善良的太鲁阁人，然而丰富的资源也引来了外来侵略者的觊觎，最终导致太鲁阁抗日战役的爆发。
“日本人正是看中了这山林的资源，不断有士兵来到这里拣砂金，冲突不断。”61岁的太鲁阁老人帖喇·尤道说。
到日本搜集史料，到台湾一些图书馆里查找文献，再到民间寻访年长者，帖喇·尤道和族人们一道，20年间不断搜集整理先人抗日历史。
1896年，新城事件爆发，拉开了台湾少数民族抵抗殖民统治的序幕。帖喇·尤道说，当年12月，太鲁阁一位妇女被日本兵强暴，不堪忍受压迫的太鲁阁壮士们在道拉斯部落头目哈鲁克·那威的带领下，奇袭日本兵队，23名日军被杀。
随后，太鲁阁人抵抗日本殖民，又爆发了1897年1月的三栈事件，1897年2月的加湾事件，1906年7月的威里事件。
“如果说这些不断爆发的反抗事件是历史伤痕的话，那么太鲁阁抗日战役则是我们族群之殇。”帖喇·尤道说，1914年5月31日到8月23日，日方2万余名军警，东西夹击太鲁阁人。
花莲撰写太鲁阁抗日史的作家邱上林说，19世纪即将结束时，日军还是难以有效统治“台湾的心脏”，尤其是中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其中便包括太鲁阁人居住地。
邱上林说，191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理蕃政策”，设立封锁网并通上高压电，禁止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对外联系，同时组织探险队，将各部落居住地线路摸清，随后就开始发生了对部落的进攻。
“设立封锁网，猎枪也被收缴，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76岁的太鲁阁人黄长兴是太鲁阁传统领域调查团领队，曾在山中做了10年的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口述资料。
他说，太鲁阁抗日战役引中，族人激烈抵抗，当时族人约九千人，可以加入战役的年轻壮士不到三千人，这三千人经过顽强抵抗剩下不到三百人。
黄长兴说，力量如此悬殊，却可以对抗如此之久，除了凭借族人对山林的熟悉外，更重要的是族人意志。“根据太鲁阁人的传说，人走了以后，会经过彩虹桥，与祖先在一起，男人必须用生命保护土地，在外敌入侵时奋勇猎首，同时遵循古训。”
如今，太鲁阁人提起当年的战役，最骄傲的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第五任总督佐九间左马太死于这场战役。黄长兴说，虽然日方记录并非如此，但根据先辈们的口述，佐九间左马太在这次战争中遇袭重伤，不久后死亡。日本人不承认遇袭而称坠崖主要是基于情感上难以认同。
位于花莲县秀林乡富世村的太鲁阁战役纪念碑，记录着这段历史。帖喇·尤道说：“纪念碑是去年建成的，顶上一个圆球被菱形包围代表祖先的眼睛在看着我们，下面的圆球紧紧拥抱在一起，代表族人团结对抗外敌入侵。”
百年过去，这场战役人们从未遗忘。花莲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叶日陞表示，学生们表演的《战魂》获得了台湾2014年学生舞蹈表演第一名，舞蹈的主题就是部落先辈的抗日事迹。
该舞蹈编排老师之一田婉瑜说，这个作品讲述了太鲁阁人和阿美人一起抗日的故事，从族群之间的纷争，到日本入侵后一致抵抗外敌，用两个族群的音乐作为背景。
李文益一家曾生活在山上的巴托兰部落，如今迁到了花莲县秀林乡铜门村。父亲李茂山办起了“连茂铁店”，传承太鲁阁人的制刀文化。李文益说，太鲁阁男人的生命力与刀是无法分割的，十二三岁开始，外出时必佩刀，用来战斗，宰烹鸟兽，砍伐树木等。
在他家的刀制品展示区，保留着日本人当年攻打族人的武士刀。李文益说，这是先人的陪葬品，在这里展示，也是族人抗日的一份记忆。(记者孟昭丽 陈键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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