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经分发到各防火单位班。同一时间结束游行之后的席楚霖开始发现这个晚上的异常，“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灯火辉煌，满地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还要我率市民火炬游行？”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没有找到，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辗转从王伟能那里得知放火的消息，急忙赶到市政府，通知没走的赶快向邵阳疏散。等他由市政府奔回南门外回龙山住宅，沿途看见手执干柴和洋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
当晚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以讹传讹的谣言也开始在城里弥散。许权回忆，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时说，“市内议论日寇已经到了新河。我团下级军官看到省市政府、保安处、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担心同样被杀掉。”
而当许权就此请示张治中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家属就地疏散，而后由省政府办转移。检阅按原定计划。”张治中指的原定计划，也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下达的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记得在打了几个重要电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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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