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10月高捷弊案爆发，我以3000美元买到陈哲男在韩国济州岛赌场照片，并在TVBS“2100全民开讲”节目上公布后，揭弊打贪便成为台湾政治里不可或缺的元素，这股浪潮一直到2006年百万红衫军反贪腐，以及扁珍“国务机要费弊案”被起诉，达到空前的高潮。
2007年初我入狱，出狱后助国民党在2008年取回执政权，之后陈水扁父子海外贪污洗钱案东窗事发，揭弊打贪几乎与台湾政治画上等号，即使在2012年的“大选”中，仍以我揭发苏嘉全的“农舍案”及蔡英文的“宇昌案”为最高潮，而蔡英文也因弊案纠葛而开高走低，终致兵败落选。
然而在选后一反选前的热议高调，不管是“农舍案”或“宇昌案”都明显沉寂下来，不仅未见检调有任何动作，连舆论也鲜见讨论，倒是充满着对新“内阁”改组的吹捧揄扬，这种氛围对这些弊案的揭发者而言，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心理冲击。因为开始有质疑的声音出现，认为揭弊只是“大选”时政治攻防的工具，而我也被矮化成政党为特定目的之打手，使揭弊打贪的社会正义功能荡然无存。
其实我在2005年启动揭弊脚步之初，本想坚持无党籍身份，后来因陈水扁连番政治追杀迫害，我才在连战的力邀下加入国民党。即使有了政党身份与包袱，我揭发的弊案仍力求抛弃政党色彩，而且大多选择TVBS“2100全民开讲”的平台，以避免被批评在“立法院”享受“言论免责权”的争议。
我这种力求使揭弊纯净的努力，就结果来看是失败的，因为在非“大选”期西线无战事时，提供弊案数据与线索的动机缺乏，我也很少收到有用的揭弊题材，再加上我因家庭、年龄问题也变得较为疏懒，因此揭弊又变成在“大选”时才密集出现的表象，很多人不明因果便将我的揭弊窄化成“为‘大选’而揭弊”，我即使心中郁结也无可奈何！
基于此，我高度期望马英九连任后，尤其新“内阁”已各就定位后，应将“大选”时牵涉的弊案加紧追查，尤其是牵涉到民进党正副候选人的“宇昌案”及“农舍案”，更应给社会明确的交代，还原事件的真相，这不叫“政治追杀”或“秋后算账”，而是使揭弊打贪的正当性得以彰显，也可还我揭弊主角的社会公道。
（导报特约撰述人、台湾“揭弊天王”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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