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调查局"官员忆:想查"3·19"枪案却遭阻挠

　　他(苏玉麒)在台湾“调查局”工作了25年，破案无数，是台湾用针孔摄像头破案的第一人。因为破案，他得罪了许多人，在“3·19枪击案”发生后不久，他就选择离开“调查局”，并成为一名电视“名嘴”，他就是苏玉麒。

　　昨日，记者电话连线了苏玉麒，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精彩人生。

　　初出茅庐 查办台南29个乡镇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以前在“调查局”工作，好像很年轻时就考进去了，在局里工作很长时间吧。

　　苏玉麒 (以下简称“苏”)：1979年我就考进“调查局”，第二年受训完，我被征发到台南县玉井镇，待了一年多，后来开始参与承办台南县辖内的犯罪案件。我在那边前后待了5年，应是那时打下的办案基础吧。那时候，台南县约有31个乡镇，我办了29个乡镇长。

　　记：那时您刚毕业没多久，就办了这么多乡镇长？

　　苏：是的。因为台南县是比较封闭的地方，当时大家觉得天高皇帝远，就开始乱来。比如“政府”为鼓励农民多种玉米，以高出市场价的几倍来收购，当地一些官员就勾结进口商，用进口的玉米骗“政府”，说是农民种的。

　　记：您应该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苏：(笑)那是肯定的，当时年少气盛，也没管那么多。后来回到台北，那时刚好台北调查处的同仁在办一个“立委”违法放贷、贪污140多亿元(新台币，下同)的案子。我加入这个专案组，该案子后来办得挺成功。那时局里开始注意到我，说我是办案好手，才陆续接手了一些影响蛮大的案子。

　　声名鹊起 台针孔摄像头破案第一人

　　记：您觉得自己办得最成功的案子是哪个？

　　苏：以前局里每年都会编《要案纪实》，收录一些有借鉴意义的案子，编列成册。到我2005年退休时，有20多个案子被收录吧，一般人可能被收录一个就不错了。(笑)最成功的案子我不敢说，就说印象较深刻的一个吧。

　　1985年，我办了一个台湾公车司机吃票案。那时台湾的公交车是投现金的，有一个投币箱。司机一下班就把投币箱交给计票员，计票员把钱数完后，一部分给司机，一部分自己留着，一部分才上交。台北市因此每月损失2000万元。

　　这种案子不是很好办，一来都是现金，金额也不大；二来，涉及的人太多。后来我就向局里科技处申请，调来一台全程录音录影的机子，从里面找了一个线人，把吃票的过程全都录下来，证据确凿。那个点有56个司机，我逮捕了51个。这也是台湾首个用针孔摄像头破的案子。

　　记：那时您就开始出名了。

　　苏：当时我还不想就此罢休，还想再办其他地方的，后来被长官痛骂了一顿，他说办案子起到震慑作用就行了。

　　记：感觉有些长官可能不是很喜欢您。

　　苏：(笑)一般是基层民众较喜欢我，本人基本不讨高层的喜欢。我师傅现在还一直在说我“恃才傲物”，没有长官敢真心用我，因为他们怕控制不住。

　　愤然离去 不满“3·19枪击案”未侦破

　　记：退休后，您怎么想去做“名嘴”呢？

　　苏：在我退休前一年，也就是2004年，陈水扁凭两颗子弹当选。当时我很气愤，觉得这案子“调查局”应主动介入，我还主动请缨，说给我20个人，保证3个月破案。我很清楚，这里牵涉太多人，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在策划。不过我认为要破此案不是很难，但这想法却遭遇很多阻挠。

　　记：您感觉有些心灰意冷？

　　苏：当时陈水扁已连任，掌管着许多资源。在其就职时，“总统府”的一个厕所发生爆炸，当时局里就雷厉风行说要办这个爆炸案。开会时，我举手说：“‘总统’的枪伤到现在还没好，我们 ‘调查局’置身事外，甚至三令五申不得介入，那个厕所爆炸，没人受伤，难道厕所里的污秽物比‘总统’重要吗？”结果，长官脸很臭，理都不理我，那时开始，我就决定离开了。

　　记：所以后来您递交了辞呈，开始做“名嘴”？

　　苏：忍气吞声到2005年，我还是提交了辞呈。而跟媒体结缘，是在2000年。当时成立了一个 “调查员改革协会”，我是发言人，跟媒体接触较多。退休后，许多媒体人就开始找我，叫我做一些评论，曾上过《2010全民开讲》、《新闻夜总会》等节目。

　　谈台司法丑闻 缘于缺乏外在监督

　　记：近来，台湾司法界频爆丑闻，日前又爆出一名法官又嫖又赌。您认为台湾司法界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苏：台湾司法界，过去“两蒋时代”，还有“调查局”监督着。李登辉上台后，各方呼吁司法独立，这无可厚非，却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出现。台湾的法条有个问题，就是“立法从严，执法从宽”。现在司法独立，罪行只有法官、检察官来认定，这就给他们很多运作的空间，有人情、有金钱，就可从宽处理。

　　记：司法界出现弊端，马英九曾表示，将借鉴香港经验，成立“廉政署”，您觉得成效会有多大？

　　苏：我认为成效不大。首先，选人的问题。过去“调查局”培养了许多有素质、有办事能力的人。但从李登辉时代到现在，这些人的心都冷掉了，也凋零了不少。现在一些人有干劲是好事，但还要有智慧、有经验。人才已出现断层，我还没看到有其他机构可扛得下这重担。

　　其次，制度问题。台湾的一些法律配套，都只弄了一半。比如，财产来源不明罪，第一，不溯及既往；第二，有案子被约谈时，被告人才有义务交代财产来源，这就给许多人钻空子的空间。这些都是今后要完善的。(记者 林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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