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网3月6日消息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会中有记者向林毅夫提问：您曾经预测过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增长20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到7%左右。请问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是否有所调整？在传统优势消退的情况下，中国新的动力有哪些？目前发展如何？
对此，林毅夫首先说，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林毅夫说过，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当然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它的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多在世界最前沿，所以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要发明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从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增长就在2%—3%之间。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世界前沿之内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三倍，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靠的这个机制。
林毅夫说，现在经过30多年，这个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我想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衡量产业和技术最好的方式是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所蕴含的优势，我能看到最新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8年。2008年时，我们平均每个人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平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我们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同样的水平之下实现了20年8%到9%的增长。
林毅夫表示，如果能实现20年8%—9%的增长，那就代表从2008年，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他们实现的就代表有可能，所以是我们的潜力。当然这个潜力的发挥决定外部因素，决定内部因素，这几年因为国际还没有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我们的出口增长慢了很多，三架马车有一驾跑慢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8%。
林毅夫说，第二部分，我们过去经济发展非常快，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那些中低端的产业。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资增加，这些产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来源？作为经济学家，大家知道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是因为工资水平低，资本稀缺。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去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500美元，劳动力成本已经不低，资本也积累的相当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还有比较优势。
他说，而且在这里我可以讲五个领域：第一，我们可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装备制造业，还有向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这里面有很多亮点。第二，像互联网有很多新的业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第三，还有新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传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加工业也可以像微笑曲线两端，可以把这些产业转移到非洲，从GDP到GMP，他们转移出去以后对我们的机器设备、中间部件也创造很大的外销市场。第四，即使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水泥、钢铁、电解铝，那随着一带一路我们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应该达到今年总理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做得好，会比7%还要高。（中国台湾网记者 王思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