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的纽带，岂止国宝与黄金！

　　本文为投稿作品，作者：峻昆

　　近日，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再次怒呛“台独”倾向人士，他指出只要交出台北故宫珍宝和黄金，“我号召所有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同胞，带着黄金和故宫文物一起走，大家一起回大陆！”

　　这样的无奈和悲凉之语，透露着目前台湾社会似乎难以容下一切带有“中国元素”的东西。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纽带，岂能简单归结为有形国宝和黄金？

新党主席郁慕明

　　尤其是，两岸血脉相通，而1949年后从大陆去台的200万军民，早就在台湾落地生根，其中更是不乏全国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学术精英，甚至包括部分国宝级学术大师。去台的这批学术精英为台湾的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事业起到了奠基者和开拓者作用，更为台湾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才有台湾科教事业的兴旺和80年代经济腾飞。因此，人才和知识资源才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最大的财富输入。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等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更是计划要把大陆高级知识分子转移到台湾, 即所谓“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该计划上需要“抢救”去台湾的学者包括：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抢救”的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大师级知识份子。尽管这个“抢救计划”并不十分成功，但在国民党的鼓动以及以政府名义胁迫下，仍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大学校长在内的大批一流教授和学者去台。

　　以中央研究院为例，中央研究院是当时民国最高学术机构，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而在中央研究院当时拥有院士81人中，直接迁至台湾的就有胡适、傅斯年、凌鸿勋等9人，而去国外的吴大猷等11位院士，后来也有部分先后去台任教任职。除院士外，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数学所等机构及其科研人员也成建制迁台。

1949年，迁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一个仓库中开始办公

　　光复初期的台湾千疮百孔，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及其匮乏。大学仅有一所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台北帝大，在日籍人员撤走后完全是一副烂摊子；而高水平研究机构更是空白。大陆去台的学者在台湾各大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任职任教，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创业，积极投入到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重建扩展，在台学校改制和大陆高校在台复校等工作中，为后续台湾的科学文教事业发展奠定了极高的基础。当前，随便翻阅台湾哪个大学的校史，都不难发现大陆去台的学者在其发展初期的奠基贡献。

台湾师大的大师——绝大部分是大陆去台学者

　　伴随着国民党政府、学术机构和大陆学人迁台，台湾传承和继承的是整个中国的有形无形科教资源及财富，这包括：

　　（1）传承了大陆一流大学的先进学术思想和育人理念

　　大陆去台教授及学人把当时中国一流大学的先进学术思想和育人理念带到了台湾，台大和新竹清华的发展即是最好的例证。傅斯年于1949年1月任台湾大学校长，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在他任校长的两年里奠定了台湾学术根基及自由传统。他提出台大的校风应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和师生相爱的诚意，并指出大学不仅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更是激发理想的地方。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台湾大学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基本原则的一所大学，发展为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和华人世界顶尖学术机构。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清华在台复校，在岛内延续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脉，更重要的是，梅贻琦 “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教授治校”，“通才教育” 等先进的治校思想和理念也在新竹清华得以传承。台大校园里的傅钟和傅园，新竹清华校园里的梅园，无不彰示两位先生为台大、清华的发展做出的奠基性成就。其它在台复校的交大、中央、东吴等，也传承者大陆高校的文化和精神。

　　台大的傅钟，每次只敲二十一下。以纪念傅斯年认为“每天只有二十一小时，余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2）继承了大陆研究机构及高校的部分声誉、地位和资源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拒不承认。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在西方世界中代表中国政府，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代表中国的学术机构。如迁台的中央研究院仍继承了大陆时期参与的国际科学联合总会（ICSU）等国际学术团体的会籍，并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进行“中美科学合作会议”， “中美人文社科合作”等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在台北召开的中美科学合作会议

　　而“在台复校”的大部分高校，虽然实际为重建，但也继承了大陆高校声誉甚至是经济资源。“在台复校”的大陆高校继承了大陆高校的校名、校训、校歌、校园文化等无形声誉资产，成为很多在台及海外校友以之相依的母校，得到了广泛捐赠和支持。甚至还直接继承了大陆高校的部分经济资源，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华基金”。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建校源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而由于美国当时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清华成为这笔基金的继承和使用者。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百年后，这笔款项仍在运作，即使到现在，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

　　（3）海外华人、华侨学者的资源和支持

　　1949年后，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台湾成为大部分旅居海外华人华侨唯一可以回到的祖国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科教事业也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学者的大力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回报台湾，即是回报祖国。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大批海外华人华侨学者应邀到台讲学甚至任职任教，并大力推动和促成了台湾科学机构与国外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如1956年新竹清华复校伊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就应聘到新竹清华任教。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学者搭建了台湾与国际科学界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也为台湾学生到国外留学提供机会和便利，对台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功不可没。

　　从台湾光复之初一所大学发展自目前159所大学（其中公立51校、私立108校）；从高水平学术研究机构空白到现在拥有中央研究院、中山科学研究院等大批一流学术研究机构。目前，台湾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水平相较于大陆各省仍处于较为领先地位。

　　但如果当前台湾仍不能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两岸关系，并将自身的发展立足于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其领先优势必将逐渐消失甚至落后，这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

　　（1）生源

　　目前台湾的高校呈现“粥多僧少”状态，人人均可上大学；而目前台湾高校仅有限开放给陆生，且还有健保等方面的歧视政策， 因此台湾高校的选材不能像大陆高校一样，广泛延揽全国的优秀生源。从长远来看，其人才的储备和后续科研后备军也将受限。

　　（2）格局

　　中国以东方雄狮之姿屹立于东方，无论是灿烂悠久的历史，丰富多样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项问题，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环境，也为学者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倘若不能融入中国大家庭，将学术眼界和是为局限于一岛，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大为受限。

　　（3）环境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各项国家级工程，如载人航天、高速铁路、大飞机、航空母舰等不断推进，以信息技术、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高科技公司的不断涌现，为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了巨大的事业平台，通过参与这些大型工程和各项技术攻关项目中不断提升科研水平和实力。而台湾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当前还不能借力于这样的平台，其高校毕业生也没有这样的就业环境。

　　新竹交大校史中曾记到 “国之不可无史也，犹家之不可忘祖，唯校亦然”。如果说黄金和国宝仍可计数，知识、人才和教育的财富是不可估量的；当今台湾科教事业的兴旺发展，理应追本溯源，饮水思源。无论世事变迁，民粹风起云涌，台湾都不应遗忘历史，斩断自己的科教和文化之根。

　　注：本文参考和引用了周为筠：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编：《中央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纪念》，以及部分网络资料，不再一一列出，谨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