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乐观选情下，民进党反而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应审慎以对。
首先，民进党不宜低估中美的大国博弈关系。台湾虽然有其地缘政治上的枢纽地位，但中国大陆与美日确实在东海和南海等议题中存在结构性的利益矛盾，民进党或许可以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找到对台湾有利的位置，但是不能夸大了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冲突面，从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合作面。特别是北京所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后，显然已将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定在国际体系的大棋盘中，这个布局充满了理性设计与长远的战略视野，绝不容台湾小觑。如何务实灵活地在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中找到台湾的方向，自然考验蔡英文的政治智慧。
其次，民进党不宜低估“习马会”的政治效应。许多绿营人士评估“习马会”时多以“对台统战惯性”或“框限执政后的两岸关系”的传统思维回应，这不仅低估了国共之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也忽略了“九二共识”所产生的外溢作用。平心而论，“习马会”可说是“汪辜会谈”以来两岸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有其政治互动的初始条件外，更有其增量累积的路径依赖的锁入效果，这意味“九二共识”已从“各自表述”的层面落实到两岸具体政治实践中，并且也对国际舆论起到了宣示效果。民进党如何多层次界定两岸政治关系，并产生等其量的政治效应是重大挑战。
再者，民进党不宜存有“政经分离”或“政左经右”的简化思维。迄今为止，民进党对于两岸关系的相关论述显然并没有得到北京的正面回应，导致某些绿营人士片面认为，可将“政治定位”与“经济社会交流”脱钩，可在“没有‘九二共识’下”单方面推动“由下而上”的两岸经贸关系。这种“政经分离”的思维虽可在“扁政府”执政时期“复委托”或“政府直接委托”的协商模式中得到部分解释，但是彼时的政经时空背景不仅和现状存在鲜明差距，更不应低估大陆领导人的意志及其丰沛的政经实力。
最后，民进党必须适当检讨当下的两岸政策，针对现阶段的两岸交流进行务实的反思，并应拿出执政者的高度，提供公共财政与建构沟通平台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尤其民进党标榜“民主人权”与“社会正义”，更应该在陆籍配偶生存权、陆生纳健保、大陆劳工工作权保障(如渔民工)等议题中有所改善。毕竟，民进党必须从在野的监督批评者，转型成为执政党的政策规划与资源分配的角色。(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海峡导报导报特约评论员张宇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