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台湾举行了参选人数、选出公职人员皆达历年之最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包括“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及村里长等9项，最终有11130名公职人员履新。国民党在此次选战中遭遇重创，民进党地方执政版图则大为改观。鉴于“九合一”选举对岛内政治生态影响很大，亦将对2016年“大选”产生一定连带效应，故需审慎对待、全面总结。此外，选战还反映出台湾政局、社会部分新现象，给予研究者观察岛内政治嬗变、社会变迁一些新视角，对进一步研究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多有裨益。
“九合一”选举反映台湾选举新特点
相较于2009年“三合一”选举及2010年“五都”选举，国民党在本次“九合一”选战中“失城”严重，民进党则攻城略地、多有斩获。在22县市(包含“六都”)中，国民党执政县市由上届15席减至6席，民进党却由6席增加至13席，无党籍由1席增为3席。此外，无党籍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虽标举“白色力量”，实系属绿营，故绿营成为这场选举的赢家，拿下岛内六成多县市，使国民党执政前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本次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参选、当选人数上创下新高，使岛内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并且，选举透露出的新特点使解读选举的既有理论不完全适用，为重新审视台湾选举及社会提供了素材。概言之，此次选举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过半，“北蓝南绿”执政格局被打破。选战过后，民进党主政县市升至13个，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将达1444万，占全台人口61.67%。因此，岛内向来被视为“北蓝南绿”的执政格局已被打破。国民党自称这是一场“挫败”，除指标性都会台北、台中双双变色外，中台湾也仅保住南投，北台湾桃园、基隆等市一并沦陷，可谓“从台湾头输到台湾尾”。而民进党拿下彰化、台中，部分兑现“翻转中台湾”的目标，使国民党浊水溪防线失去价值，国民党执政环境在此态势下更显不利。
二是民进党原执政县市候选人得票率再创新高，“绿地更绿”。国民党在此次选战中节节败退，使失利的阴霾笼罩了原执政县市及希望“翻盘”的县市。就选举结果而言，国民党候选人在民进党执政县市普遍大输，而民进党候选人却在国民党执政县市实现“翻盘”，或仅为小输。譬如，民进党台南市长赖清德成功连任，斩获71.1万票，得票率达72.9%，较之2010年“五都”选战多拿下近10万票，得票率提升12%余，由于人气臻至巅峰，被选民称为“赖神”；无独有偶，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以近百万票成绩再度入主市府，狂赢国民党候选人杨秋兴50余万票，以致被多家媒体追问是否问鼎2016“大选”，可见绿营县市长执政人气之高。并且，绿营原执政县市议会也显得更加“绿”化，譬如，高雄市议会共计66席，泛绿在议会取得38席，已过半数；台南市议会共计57席，泛绿取得29席，席次也已过半。
三是新媒体在选战的动员造势阶段发挥了较大作用。不同于以往打选战仅重视造势大会、扫街拜票及基层组织动员，部分参选人还积极挖掘网络资源扩大宣传、博取认同。譬如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坚持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贴文、书写状态，为其夫宣传参选理念，并借此与网友拉近距离，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应当说，脸书、Line、PTT论坛等常用网络交流工具成为选民讨论参选人政见、选举突发事件的平台，这类新媒体令讯息传播变快、变广，较易形成具有一定导向性的社会舆论，对民意造成影响。相较之下，传统的公共造势活动在选战中颇显单薄，不易发挥应有的选前效应。尤其当前青年选民政治参与度与日俱增，新媒体作为宣传手段更加游刃有余。国民党大输的原因之一即为“在虚拟战场被打趴”，虽然党内成立了网络及新媒体部门，但在具体操盘上多流于形式，故在这场文宣战上处于劣势。
四是选前民调与选举结果存在一定差距。本次选举一大看点在于民调数据仅反映候选人所获支持度的大致趋势，却同选举结果差异甚大。譬如，民调反映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支持度超越民进党参选人游锡堃近20%，结果朱只胜游1.3%；同样，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胡志强支持度民调仅落后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10%以内，甚有数据已显示“黄金交叉”，但胡最后大输林14.21%；此外，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吴志扬民调一直领先民进党参选人郑文灿，结果吴意外败选。民调与结果在此次选战中出现落差，有如下三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在相关机构进行民调时，原蓝营执政县市部分民众当时虽表示对县市长施政满意、乐于相挺，但在实际投票中却希望用选票教训马当局的执政无能，前后相较，使民调与结果产生差异；其二，民调倾向采用座机询问形式，但相当多的网民及年轻世代惯用手机查阅选情、互通讯息，因而这类族群往往不能被民调数据所覆盖，故民调反映面受到局限；其三，选前民调多“封关”于投票日前10天，但选情在最后阶段瞬息万变，造势、拜票及派系动员效果不能及时反映，造成民调参考价值降低。
五是“青年世代”投票意识增强，“首投族”在选举中彰显力量。本届选举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青年表现出高于以往的政治参与热情。据《联合报》统计，20至40岁的选民约有600万左右，而在台北、台中等都会城市皆有约12万“首投族”，新北市更高达17万，其中身在异乡、积极返乡投票者不在少数，这一族群又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各地高铁在选前都挤满了返乡投票的青年学生。“首投族”加入、青年世代投票率提高，使部分县市的派系票被冲淡，候选人的个人特质、执政党的施政绩效成为选民投票的重要参考。并且，台湾每年都会产生约30万“首投族”，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对岛内政局的影响将愈发明显，而原本不甚关心政治的青年，经历了“洪仲丘事件”、“反服贸运动”、“食安风暴”等社会运动与重大事件，也逐渐意识到切身利益与政治参与息息相关，因此候选人能否斩获青年选票将日益成为衡量选战胜负的重要参数。
六是舆论力量在此次选举中展露无疑。岛内舆论或将此次台北市长选举比作一场近乎全台湾集体参与的“体制内革命”。尽管仍有蓝绿实力的高声呼吁，而一种挣扎着要翻转现有权力结构、追回公民自尊的社会氛围充斥在舆论空间。选举过程中，民意舆论展现出超越蓝绿的强烈渴望，故有悖于选民期待者即便当选，也将迅速被唾弃。舆论期盼良善政治、优质结构及不断提高的民主品质，因此，蓝绿阵营都应该审慎应对、深刻反省。
七是影响选情的传统因素作用正逐步淡化。岛内经济疲软、当局施政不佳、世代交替在即等因素交织，使得影响选情的传统因素在此次选举中苍白无力。譬如，面对蓝营在北中选区的颓势，部分支持者认为唯有强化蓝绿对峙，催出基本盘，连胜文、胡志强才有胜选机会。蓝绿对峙的基础乃在“族群”与“统独”，而这一议题或已无法引起新世代关注。今年三月爆发的“反服贸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新选民”对此类议题已有不同诠释。所以，因循传统模式，试图通过造势、扫街、绑桩等形式赢得选票，恐怕都无法对移动中的板块产生有效作用。
选后岛内政治、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呈现的趋势
选战过后，台湾地方执政版图出现“蓝绿翻转”，岛内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亦随之暴露。其中，民进党政策调整、岛内外经济环境问题、公民社会干政、民众投票心态等议题不但会作用于岛内政局发展，还将对两岸关系走势造成影响，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及趋势进行研判。
1.民进党在选战中大胜，其两岸政策调整的动力进一步削弱。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后的一系列言行观之，民进党尚不会认同“九二共识”，只会用“九二精神”等模棱两可的说法混淆视听，妄图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瞒天过海。尽管民进党在选后标榜“戒慎恐惧”，但这只是针对2016年重返执政而言，“形势大好”使之毫无调整两岸政策与“冻独”的紧迫感，因此不能幻想民进党有主动改变政策的作为；再者，政党所标举的意识形态是其立党之本，一般不会改易，因此大陆方面不能观望、等待或迁就民进党，需要采取张弛有度的措施予以敲打、明示，使之知悉大陆底线不会因其地方选战获胜而调整，如不改变“台独”本质，相关作为将会为其重返执政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2.选战过后，台湾社会公民组合干政倾向更为突出。由于公民运动具有在野性质，故令台湾社会呈现与蓝绿政争不同的形态。公民组合依傍网络媒体等新兴传播方式，表现出很强的聚合性；且形式上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自发性强。因而在“统独”、“蓝绿”等议题外，又为岛内政治融入许多新的因素。譬如青年世代所关注的就业、买房诸问题，在此次选战中被塑造成为反权贵、仇富等投票心理，重创了蓝营选情。应当说，随着新世代参政意识越发增强，加之媒体传播的快而广，岛内固有的蓝绿政治将不足以全面描述台湾社会的真实情况，公民通过组织、运动表达其政治诉求将成为台湾政治变动不可忽略的要素。此外，还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打出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旗帜，希望通过社会运动重新包装、塑造自己，为将来登上政治舞台积累资本。这是未来观察岛内政局及社会嬗变不可忽略的视角。
3.在地方政治生态发生改变之余，岛内经济困境亦待当局务实解决。两岸经贸交流常态化是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在选战中失利，“拼经济”、“促民生”更凸显为其扭转颓势的药方。譬如，当局须力推“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通过优惠政策与配套措施吸引台商回流、外商进驻，使台湾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同时为岛内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质言之，经济自由化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绝不能再以照顾弱势产业为借口实行保护主义。当局只有尽速与大陆完成ECFA后续协商，并与其他国家恰签经济合作协议，才能化解大陆与韩国签署FTA带来的竞争压力。面对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无法视而不见，更不可能阻挡。目前大陆仍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与对外投资最多区域，台湾必须善用大陆经济成长动能，使之成为自身经济发展的助力。
4.青年“首投族”的本土意识有增强趋势。刚满20周岁、第一次参与投票的“首投族”皆生于1994年，并于2001年左右进入小学。其时民进党刚开始执政，岛内学校教育多受政策影响，逐渐朝着“本土化”、“在地化”和“去中国化”方向发展。因此，这批台湾本土化教育熏陶下的年轻人具有浓厚的本土意识。随着“首投族”逐年增加，他们对2016年“大选”的影响程度也会逐步加深。此外，在这批“首投族”中，部分人就是3·18“反服贸运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其政治诉求很鲜明，一是“反中”，二是“反商”，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民进党所提口号，这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5.中产阶级对两岸交流产生质疑。不难发现，国民党在选战中所打“经济牌”不甚管用，岛内中产阶级面对大财团声嘶力竭的助选亦无动于衷。这些现象揭露台湾社会一个发展趋势，即中产阶级对两岸经贸交流带来的成果不仅无感，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引发其更深层的疑虑，担心两岸经济合作的红利被权贵与富商瓜分。中产阶级将给投票给在野党作为反击当局的方式，如果这一情绪不能被当局施政成绩与正面宣传所疏导，这部分人将会对两岸交流产生更大质疑。
6.所谓的“蓝营铁票”有松动趋势，蓝军亦面临“世代交替”困境。眷村住户和外省籍族群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蓝营的“铁票部队”。然而随着眷村和外省籍族群第一代凋零、第二代兴起，甚至是第三代出现，教育的本土化与在地化遂使他们逐渐脱离过去“大中国意识”下的民族认同，不会像过去一样坚定支持国民党。此外，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深蓝”和统派的新党，在选战过后亦更有泡沫化趋势，这进一步加剧了“蓝营铁票”的松动。
攻坚克难、继续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
从大的方面来讲，“怀柔政策”应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基调。“怀柔远人”是历代中央政权妥善处理中央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理念，较诸强硬手段收效更加明显[1]。作为一种成功经验，可对今天的大陆对台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就当前两岸关系现状而言，“怀柔政策”是贯彻“两岸一家亲”民心工程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论，未来可着力从以下几方面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
其一，继续落实“三中一青”工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夯实基础。积极开展“三中一青”工作能够使岛内基层民众增进对大陆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同。针对这一工作，有待规划的事情还很多，譬如大陆相关企业可通过网络社群和电子商务平台直接与岛内中南部企业或农、渔民沟通，了解其产销需求，减去中间分红；进而，收获效益的两岸企业可共同倡导设立“中华儿女基金”，为中南部贫困家庭子女读书、创业提供奖助学金或贷款。此外，“三中一青”工作还应着意在网络时代让台湾青年对大陆产生亲近感、拥抱“中国情怀”，而这是最重要、最长效的工作，需要两岸人民共同努力。
其二，为两岸青年提供交流平台，致力建构青年的“共同史观”。今年6月，国台办张志军主任访台期间安排与青年交流，可见大陆方面重视当代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观感与态度，因之对两岸统一是十分关键的。近年来，两岸经济交流日趋密切，但并未促成令人满意的政治融合与文化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李、扁时期推动“去中国化”政策致使两岸文化疏离。“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台湾青年关于两岸历史渊源的淡忘会滞碍两岸一统。因此为青年提供沟通平台，致力建构两岸青年的“共同史观”，将成为突破两岸交流瓶颈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扩大两岸文化交流，拉近两岸民众心灵距离。两岸政治、经济协商可能因客观因素而延宕，文化交流却能减少阻挠、以柔性姿态为深化两岸沟通注入活力。尽管台湾政治人物或学者倾向于将台湾文化定义为中华文化、海洋文化、创新文化、志工文化等诸多元素的合体[2]，但毋庸置疑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加之两岸皆以汉语为母语，更使两岸文化的天然联系无法割裂。在此意义上，推动文化交流是超越政党或派系的，是应当实现制度化并克服岛内政党轮替等外在因素干扰的。因此，两岸应致力协商签署文化交流相关协议，使文化沟通长效化。
其四，积极推动两岸城市交流，为民间沟通搭建平台。张志军主任访台期间与高雄市长陈菊会谈，曾提及增加大陆城市与高雄间的航班数及亚太各港口城市共同发起“港湾城市论坛”的倡议。不难想见，推动两岸城市互动、构建两岸兄弟城市等举措对于拉近台湾与大陆民众情感距离多有裨益，是对习总书记“两岸一家亲”理念的深入贯彻。在两岸城市交流的名义下，绿营执政县市长往来大陆可少受“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苛责，避免使有心交流者望而却步。长此以往，如果两岸城市交流实现常态化、机制化，尽管民进党人士在与大陆交流时或有谋取政治资本的小算盘，但不能否认“气壹则动志”[3]，也就是说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上的改变将有利于促进思想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改变，这对于促进两岸交流不无裨益。
综言之，大陆方面应针对岛内政治格局及民意变化，灵活开展对台工作，将大陆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注岛内民生的理念传递给台湾民众。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不能逆转，早已成为大陆与台湾各界的共识。但民进党挟胜选余威，恐难在一时间主动处理“台独党纲”，难免会为两岸交流增设羁绊。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岸一家亲”理念要朝着更广泛、更细腻的目标贯彻，使台湾民众真切体会到两岸交流带来的益处。(常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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