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日前因“日据”、“日治”用词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也让台湾历史教科书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午后，《环球时报》记者来到台北市新生南路的福华文教会馆，就台湾历史教科书问题，向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仲孚进行了一番请教。
两蒋时期以“正统中国”自居
关于台湾历史教科书存在的各种问题，王教授首先从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迁台讲起。王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两蒋时期，基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湾将共产党视作“叛乱集团”，否定中共统治大陆的正当性，因此那个时候的教科书将大陆称作“伪政权”，将解放军称作“伪军”，将台湾称作“反攻复国”的基地。书中讲到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原因时称，抗战8年，国军消耗很大，共产党却借机坐大，加上苏联相帮，而美国却不帮国民党“剿匪”，结果“大陆沦陷”。
王教授说，就整个历史观来说，两蒋时期是以“正统中国”自居，强调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所以历史教科书是以正统王朝立场叙述历史，从黄帝、尧舜讲起，一直到清朝、民国。如果说与大陆有差别，也只是在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上。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两地叫法一致，但东汉的黄巾起义则在台湾被称作“黄巾之乱”。那个时候，对台湾人来说，“中国”当然就是“我国”，“本国史”就是“中国史”。但李登辉主政后，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出现大转折。
“中国伟大诗人李白”
1991年，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承认中共统治大陆的正当性。1994年，李登辉发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话，声称台湾本土历史受到忽视。李登辉发出的这个讯号不同寻常，但很多人当时都没有在意。实际后果是：台湾历史教科书课纲委员会和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变质，不久教科书也开始变质。最鲜明的例子是：从1997年9月新学期开学，台湾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要学《认识台湾》。从此，台湾初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开。
2000年，陈水扁上台，大搞分裂活动。2005年，杜正胜被陈水扁委任为“教育部长”。他发现台湾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没有将中国史和台湾史割裂开来，于是匆忙炮制了一个“95暂行纲要”，于2006年实施。从此在台湾，“本国史”再也不是“中国史”，“中国”也不再是“我国”。比如，以前教科书说“我国伟大诗人李白”，现在只能说“中国伟大诗人李白”。
王教授说，最诡异的是，历史教科书将“中华民国”也进行肢解，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历史被放在中国史内，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史”被放在台湾史里，与荷兰、清朝、郑成功、日本一样被视为外来政权。这里面，荷兰殖民统治台湾用“荷据”，清朝用“清领”，意指占领，郑成功用“郑氏王国”，对日本反而用中性词“日治”，而不是以往的“日据”。
鉴于“95纲要”是个暂行纲要，2008年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又炮制了一个加入更多“本土意识”的“98课纲”，同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面对社会压力和课纲争议，2009年马英九亲自出面，宣布“冻结”“98课纲”，责成“教育部长”重新拟订“101课纲”。但“101课纲”维持李扁时期的史观，唯一的变化是增加半册中国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有关叙述也多半负面。
警惕“台独”史观扩散
王仲孚教授告诉记者，台湾历史教科书问题不只是用词争议，根本问题在于对教科书的认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教科书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教科书与一般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王教授说，多年来他就是秉持中国人的立场，秉持中国传统历史的立场，反对“文化台独”。在岛内，除了《自由时报》一名记者跟他作对了十来年，其他还没有听到太多批评之声。王教授说，之所以“独派”学者不太理他，是因为他们强词夺理，而不是理直气壮。比如一样研究先秦历史的杜正胜，当年就写过这样的文字：“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我倒要问他，现在的祖先还是不是黄河流域的那个祖先，难道祖先也可以变来变去吗？”王教授说。
王教授认为，教育上的改变是很模糊的，一开始没感觉，不觉得可怕，但这就像癌症病毒进入身体里却没感觉一样，等到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台湾历史教科书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割裂，最大危害是改变青少年的历史认同，进而改变他们的国家认同。李登辉曾经说过，只要有65%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就“独立”了。如今，最早接受李扁史观教科书教育的年轻人已经30多岁，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岸没有关系。台湾历史教育的这种后果就像癌症一样，已经扩散，时间越久问题越严重。
[ 责任编辑：周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