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晋察冀抗战的激情岁月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

    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作青庙，喇嘛庙叫作黄庙，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2002年9月中旬，我们从平型关来到五台山，在万佛阁和殊像寺，常青法师和圣忠法师虽已都年过七旬，但在谈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们面对日本侵略者奋袂而起抗击其暴行时，他们仍然掷地有声，情绪激愤。    

    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禧钜大法师一直没有忘记领导他们抗日的聂司令，2005年11月中旬，83岁的他到北京办事，专门到父亲的铜像前鞠躬致敬，参观了父亲的纪念室，还庄严地挥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功德无量”。    

    连五台山的和尚喇嘛都发动起来抗日，在当时，一度传为佳话。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但是父亲总觉得，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他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年11月18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6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骚扰各地的日军，令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简直不胜其烦。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骚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英勇的指挥者聂荣臻将军”签署的军区“核桃大小字的布告”，居然贴到了“恶魔和无耻的走狗所盘踞的北平城内外”，使“敌伪汉奸倒抽一口冷气”。    

    日本同盟社也发出电讯，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毛泽东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有了巩固的晋察冀山地根据地，父亲并不满足。他一直琢磨怎样尽快地向冀中和冀东平原地带扩展。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们在一起聊过多次，聊得很开心，晚上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他很快把父亲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父亲还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他，他立即珍藏起来。吕正操又说：“对聂司令的道德风尚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了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所以我敬佩他，感谢他。”    

    在冀中，还涌现出一支党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也称“回民支队”，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的故事曾经感动过几代中国人。父亲对“回民支队”的创建和壮大，付出了心血。    

    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雁翎队、地道战、地雷战，也是晋察冀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地道战，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可靠保障，是“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有力支撑，是晋察冀平原军民对敌斗争的独创，影响巨大。    

    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父亲说，他意识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台分家”，留给父亲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    

    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武装力量的建设更是形势喜人。很快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他们成立了4个军分区，每个分区下辖3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对于父亲来说，他这个司令员腰杆子越来越粗了。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    

    父亲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弟兵报》。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放大。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时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80个县，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主力部队从3000人变成30多万人，扩大了100倍。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和妻子张瑞华

    父亲曾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2002年9月，我到阜平县城南庄寻访父亲的足迹时，一位叫张建忠的老乡拉着我的手说，他听奶奶讲，一次，他家的鸡跑到父亲住的院子里，把刚刚做好的饭啄得乱七八糟，父亲的警卫员上前追赶，一不留心把鸡打死了。父亲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让他写了检讨。事后，这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来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给他奶奶一块银元。张建忠说：“奶奶把这块银元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家里孩子上学，就交了学费。”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断——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得差不差/……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爱照穷人的路/……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社会风气非常的好。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李公朴后来写了一本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新中国的“雏型”

一九三九年聂荣臻在河北平山蚊潭庄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中国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他有太多的问题，父亲一一作答。    

    他说：“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好奇地望着父亲，期待着下文。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卡尔逊听得有点目瞪口呆。他对父亲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这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但这样的所见所闻，就已经给卡尔逊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恋恋不舍地走了。    

    但是，5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这回是毛泽东亲自指派作家刘白羽、电影艺术家汪洋和戏剧家欧阳山尊陪他来的。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这是个有趣的比喻。父亲一直记着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军官，他是深入晋察冀腹地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见证了晋察冀发展的历程。    

    1938年前后，不断有晋察冀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敌后的晋察冀。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我父亲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11月，父亲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父亲补充修改，然后出版。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道：“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毛泽东亲自将书名改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为之作序。

聂荣臻1939年手迹

    晋察冀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战斗。父亲特别爱才，尤其对知识分子，倍加珍爱。    

    五台分兵不久，邓拓就从北平来到了父亲身边，见到父亲，他说自己来五台山之前，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以充饥。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好啊，五台山欢迎你这样的野菜书生。”    

    父亲平时虽然话不多，但他非常喜爱文体活动，从红军时代起，他就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晋察冀军区成立仅仅一个月后，1937年12月，在父亲的关怀和重视下，就创立了《抗敌报》。同时，还成立了“抗敌剧社”。父亲为《抗敌报》题词——“民族的号筒”。救亡抗战壁画旁有父亲撰写的评论稿，军区摄影展上有父亲拍摄的照片，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父亲对文化宣传工作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过，因为他深知宣传文化工作对根据地建设的作用。他说：“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现在要进一步改造人的脑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粮去喂养它。”    

    1939年4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父亲在创刊号上题词说：“《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父亲后来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到了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也是最早在晋察冀出版的，时间是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5卷本，共50多万字。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了，画报由著名摄影家沙飞主办。父亲非常喜爱沙飞。这份画报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抗敌剧社”成立不久，就从城里来了一批男演员，有刘佳、胡可、杜烽等人，到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如胡朋、陈剑戈、陈群、田华等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林中口哨》等剧目。    

    抗战期间，晋察冀的宣传文化工作是有口皆碑的，培养了大批文化和文艺人才。解放后，仅以晋察冀为背景的著名电影故事片就有《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将军与孤女》《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戎冠秀》《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数十部。它们都是开在晋察冀这片英雄土地上的艺术奇葩。（编写：裘迅 《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聂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