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一国对外要维护信用,对内也要建立信誉,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论语》中就记载有关于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询问治国之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粮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贡总有进一步的思考,他继续问,在这三者理如果必须要去掉一项,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还想探寻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问,如果再去掉一项,在粮食充足与人民信心里,能放弃哪一方面?然而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没有令孔子为难,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粮备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不过是死而已,但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因此,政府必须要能取信于民,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问政、论证;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从治国实际出发,言古论今地总结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政府传递给人民的信义力量重过百金,这就是中国思维中的政论、政见。

　　所以,国之信,重九鼎。对内,民无信不立,对外,国无信不威。

　　信,与个体每一个人的关联更为密切,我们平日里,一句邀约的问候语、一篇工作的保证书、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诺,都是在进行着某种信约的发起和践行,在这过程中,可能言者无心,然而信者有意。我们每一天的言行印证、每句话的结果论证、每个人的印象旁证,都是比印盖在契约上的人名章更有说服力、更有真实度、更具考验性的人生信义证明。

　　信,就是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也许有时候只是夸张的表达、只是随意的答应,可是语言之后没有行为的续接、没能圆满的完成,这段话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这个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责任意识,言过其实,便成了言而无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叹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所以古人对自己出言十分谨慎,从战国时期的《春秋谷梁传》就态度鲜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说话!到汉代的《大戴礼记》更同意这观点,说:“可言不信,宁无言也!”如果言而无信,那就宁可不说话!宋代程颐进而总结道:“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没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为人。这样看来,信,不是品格的高层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条件。

　　故此,古人对“信”的教育和反思时刻警醒在心头。《韩诗外传》中就记载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好奇地问为什么,他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杀猪?孟母心不在焉地随口打发他说:杀猪给你吃!但是话刚脱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认知观念,怎么可以传输他“人无信义”的理念呢?于是,贫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钱来向邻家买了猪肉,只为给孟子传达“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实在离不开母亲对他幼年的点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随时对自我进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办事尽心了吗?与人相交诚信了吗?所学知识践习了吗?为事要忠、为人要信、为学要习,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关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