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七日电 题：中国嬗变之三：官民皆重“幸福指数” 中国社会从“斗争”走向“和谐”
中新社记者 王祖敏
多年以前，某村的几个年轻人吆喝着一起“斗地主”(一种风行的扑克牌游戏)，不曾想被曾被划为地主的邻居大爷听见，次日一早，年轻人发现大爷在家悬梁自尽。
这个被称为“段子”的黑色幽默，曾博得不少“七0后”、“八0后”哈哈一乐，但凡是对那个时代稍有记忆的人，恐怕很难乐得出来——那段滴血的历史，成为无数人不堪回首的梦魇。
新中国建立之初，反动势力的破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央政府先后开展了“坚决镇压发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不仅巩固了新政权，也创造出建国初期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但在新中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明确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建国十周年前后的新中国带来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黄金时期”。
遗憾的是，在毛泽东进入晚年之后，“四人帮”策划并发动了那场十年浩劫。以阶级划界限、唯成份论英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践踏着“黑五类”的身心和尊严，“批斗”、“打倒”之声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粉碎“四人帮”拨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中共以其敢于承认错误的魄力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稳定社会秩序。
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革极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将经济发展、人民安康、社会安定作为新中国在新时期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硬指标外，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
随后，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今后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二00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两年后，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人民幸福”放在“和谐社会”的突出位置。
在中国社会日渐走向和谐的大背景下，以行业或实力为依据的“新阶层”悄然取代了阶级划分；“不拘一格降人才”让出身不再有任何障碍；依法治国、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得“阶级斗争”彻底退出当代中国的舞台。
“人性化”、“人道主义”这些曾经“小资”甚至反动的词汇成为流行语，并在各行各业和处理各类事件中被付诸行动。执政者以民为本，与民同乐；邻里、同事之间，理解、沟通化解矛盾；陌生人相逢，以友善、互助传递爱心……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演绎和呼唤着新中国繁荣、稳定的和谐局面，“宜居城市”评选、“幸福指数”测试等等反应百姓安居乐业的活动也应运而生。
三十多年前，“斗地主”折射出一场政治斗争的残酷；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斗地主”只是一个能带来快乐的游戏。不必责怪年轻人忘了历史，因为在追求“幸福指数”的今天，那个时代确实显得太过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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