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资本短缺制约的中国，引资动力已逐渐减弱。外企如不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接受政府的正常监管，继续抱着‘超国民待遇’不放，肯定没有希望。”4月22日，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公关总监私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十天前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是一份标志性文件，意味着“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
今年以来，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3月下旬，某西方国家驻京商会在其调查结果中提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比如，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一些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力求让企业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是对吸引外资政策的进一步改善。这是改善外资的综合政策环境，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根据9号文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只要是在中国规范投资，不是靠以前‘超国民待遇’生存的外资企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已经规范的企业不会把这当作一个很大的负担。”
事实上，外资内部也有相当的肯定意见。例如，还是上述某西方国家，其驻沪商会同时发布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约90%的会员表示，过去6个月内，自己的企业在此期间经营状况持稳或有所改善；近2/3会员表示，其在华业务计划没有改变；即使改变，也是在增资而非减资。这与其驻京商会公布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不过，外企针对国内投资环境的抱怨，也并不全无道理。”在黄卫平看来，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对于外企的抱怨都应该认真倾听，“被投资国有责任有义务为投资者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何况国内市场本身不完善之处还非常多，比如市场公平和政策透明等。要多听外资的抱怨也要善听抱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关乎国家信用的大事。”
投资环境转变乃全球大趋势
对于9号文的出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为《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这实际上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加重视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需要。”
因此，在黄卫平看来，外资在华投资环境当然会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必须的，“但这种变化不是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待此次外资新策不能误读，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不可持续，应该站在发展的立场来看待政策的着力点。”
具体到9号文，从利用外资目标上来看，主要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改革开放30年后，适应新的形势，就会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变化”。张燕生举例说，2009年重庆成为引资的热点地区。除了传统的沿海地区比较吸引外资以外，现在外资开始看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前景。重庆大量吸引外资很大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此次利用外资政策也是适应这个变化，鼓励外资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等内容，张燕生认为，这不仅仅是跟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就中国来讲需要节能减排，这就需要国内的企业节能减排，而外资在中国投资也理所应当承担减排的责任。
“这些政策变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为了切合中国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续发展。”张燕生表示，中国抑制“两高一资”的政策并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也一样受限，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政策调整。
黄卫平解释说，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资本，“当时甚至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也引进到中国，对维护劳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现在，在经济发展由追求快转向提高质量的情况下，一些口子肯定会收紧。他指出，这不是中国独家个案，而是世界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客观需要。”
“现在，随着政策的出台，一些外资存在着被挤的可能，但这恰恰说明这些外资在污染环境上存在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在国内不会有光明的前景，“这对已经规范的外资没有太大影响，而那些有问题的外资、靠着超国民待遇活着的外资，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