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范正伟
连日来，“网络自由”成为横跨太平洋的一个热门词汇。
这源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演说，在这个关于互联网政策的演说中，希拉里四次提及中国，呼吁中国对谷歌及其他美国公司受到的网络攻击展开彻底调查，并表示拒绝审查将成为美国的“国家商标”，要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自由是个好东西，“网络自由”同样是个好东西。但正如之前的人权、民主一样，当“网络自由”被作为国家政策向别国宣讲时，总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且不说这样的“输入式自由”能否成功（比如伊拉克战争），单是将“网络自由”无限抽象的手法，就值得商榷。
不妨问一下：这种自由是谁的自由？又是什么样的自由？本·拉登有没有在网上散播恐怖信息的自由？色情狂有没有在网上传播淫秽图片的自由？网络黑客有没有随意更改、窃取别人网络信息的自由？
从美国来看，这样的“自由”显然也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对于各种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专门创建了网络战司令部；对于网络色情，美国《儿童互联网保护法》规定所有公共网络资源必须安装色情过滤软件；对于网络黑客，美国不仅自己管，还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遭受的网络攻击展开调查。而在“9·11”事件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更是明确规定警察机关有权搜索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通讯记录。
可见，任何自由不是装在真空包装里的，都需要一些东西来保障和规范，比如秩序，比如法律。这种规范，恰恰是网络自由存在的基本前提，只要不是“自由乌托邦”，都会正视这一点。
当前，世界上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一个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个副根服务器中有9个也设在美国。对美国来说，如果真想倡导“网络自由”，让人们相信互联网只有“公海”没有“领海”，完全可以像专家所言，交出手中的服务器终端，将其移交给一个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国际权威机构来统一管理。然而，2005年美国政府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要无限期保留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监管。
“帝国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在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已经从地域空间、外太空扩展到网络空间，国家主权也从领土、领空扩展到“信息边疆”。网络已成为新的国际政治角力场之一，网络主权也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强势互联网国家对别国网络管理的指手画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律下的自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维护信息的安全依法流动是网络自由的基本保障，也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中国而言，可以肯定，互联网的向前发展、网络自由的持续进步都是必然的。这种信心，来自于3.84亿网民、368万个网站的规模效应；来自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最高层的大力倡导和推动；来自于周久耕案、邓玉娇案、王帅帖案等彰显的公民热情……只是，唯独与无视一国法律秩序的“虚拟网络自由”鼓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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