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坛的聒噪程度绝对属于高分贝群体，但要论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似无可恭维。台湾民主变成了一个高速空转的漩涡，环顾政坛，每天都充斥着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叫骂和指控。李庆华连珠炮般的挑激言词，听在一般人耳中也会觉得难以忍受；而邱议莹的巴掌，亦把自己推到失态又失控的情境。两个人的粗鲁争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却带给社会更多的烦躁与不屑。
台湾《联合报》今天的社论对此指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出在“呛声文化”的喧宾夺主上。遗憾的是，这种呛声式的手法近年已成为台湾问政的基本模式。“立法院”里的质询多半不在争辩政策是非，而以羞辱公职人员、制造纠纷为能事。也因此，赖幸媛才会三赴“立法院”却上不了台。再看“双英会”的问题，朝野都声称邀请对方晤谈，却又故意公开说一些刺耳的话，结果当然是谁也不想踏进对方的场子。由此看，所谓活力充沛的台湾政坛，其实不仅是野性未驯，也是自信心渐失，以致不知如何朝深化民主的方向推进。
“呛声”作为“异议”的一种表达形式，对普罗大众而言原具有“政治除魅”的意义，但当“呛声文化”以沛然莫之能御的姿态喧宾夺主，取代了异议政治及反对政治，遂使民主政治中一些比较严肃的价值和一些确有必要的辩论也随之消失不见了。一个异议者提出论点时通常会说：“我反对这种作法，理由是……。”“我认为，采取xx方式会比较好。”但呛声者只要喊：“去你的！”“卖台！”“不爱台湾！”“下台！”“走狗！”等等，请问：哪一种方式更有助于思辨？
更糟糕的是，呛声原不失为庶民对政治不满的直觉表达，现在却反过来成为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利用来作秀的手法，把殿堂上的政策议论变成市井中的即兴呼喝。如此一来，辩论过程不仅变得浅薄化，也因为夹杂强烈情绪而变得非理性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近年台湾始终在所谓的“主权”议题上打转，对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反而粗率以对，就连陈水扁家弊案也无法平心讨论。近年台湾整体水平下降、经济不振、官箴败坏，这不是浅薄的呛声政治之害吗？
讽刺的是，呛声文化的大流行，包括“呛”字成为台湾的常用词汇，其实是2000年以后的事。亦即台湾已完成政党轮替，政治人物反而开始大肆歌颂“呛声文化”，这正是异议精神劣质化及空洞化的开始。威权统治年代，异议人士犹能建构强大的论述去抗议领导人及争取支持者。相形之下，今天台湾的在野党只要信口谩骂，就自以为尽到反对党言责，这难道不是对民主政治的轻薄？
的确，台湾的民主政治近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而把呛声文化带进政治的民进党如今也遇到了它发展上的撞墙期；这正是我们重新思考民主异议的时机。2001年的一个事件，也许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思绪。
那年，民进党推出一个征求“呛声新世代”的广告，画面中将希特勒和卡斯特罗、李登辉、肯尼迪并列为勇于呛声的时代英雄，结果引起德国和以色列等国的抗议。这反映了其两个思维盲点：第一，身为“执政党”，却鼓励新世代向在野党呛声，这完全是煽惑民粹的操作，也有违民主政治在野监督在朝之精神；第二，将希特勒和肯尼迪并列，显示其历史认知的浅薄以及对民主价值缺乏真正的理想。
社论最后指出，的确，目前台湾民主的困境不在反对的语言不够丰富，也不在批评的情绪不够辛辣，而在彼此失去了沟通的能力和对话的善意。民主需要比呛声更深刻的语言和思路来激荡思辨，粗暴的呛声文化只会让台湾政治在骚动中日渐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