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文批评，两出与“文建会”辖权相关的戏码，揭露出它作为统治者政治工具的本性。不仅无公共与中立性，还反复自我矛盾，决策后的利益考虑展露无疑。
对照“中正庙”（管它中正纪念馆还是民主纪念堂）事件与“卫生署立乐生疗养院”受“文建会”指定为暂订古迹的谬剧两事件，“文建会”不就是以完全不同态度与程序，来执行有关乐生的业务。
谢长廷由“行政院长”一职卸任前，在相关团体与社会人士的呼吁下，“文建会”察觉了北县文化局在乐生古迹议题上的瑕疵，故强行介入，暂订古迹并要求地方机关执行权责。但半年冻结期过去后，地方不受动摇。面对这个窘境，“文建会”只好自行认定北县府的捷运机厂工程变更为“针对古迹有作为”，在“文化主体性”的初衷上彻底退守。
文章指出，有此前鉴，“文建会”强行介入台北市古迹程序的消息，不免让人悲叹“那不是文化建设”了。因为，从乐生到“中正庙”争议，摊开在眼前的，不仅是官僚结构上复杂的，公共部门间面对政经利益的矛盾问题，还涉统治者“虚构象征性”的操弄，显示出官府内在的私欲本性。
“文建会”的权力收放看似任意，实质上却是极“不任意”的高度紧贴统治结构之利益。紧系统治者意志的后果，让人不禁担忧，它产制与支持的“文化”能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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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政院”为统筹规划文化建设、发扬优良传统及提高生活质量，于1981年成立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
职能包括统筹规划及协调、推动、考评有关文化建设事项、兼及发扬中华文化与充实民众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