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个月，朝野政客都沉迷在一片“减税”的迷思中。不但遗产及赠与税要降、一生一屋土增税要降、个人综所税的宽减额扣除额要放宽，甚至传出当局将以第三次赋税改革之名，再将营利事业所得税大幅降低。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载社论指出，对于这些官僚政客的减税症候群，岛内财政学者早已提出税收不足的警告；这是台湾租税“收入面”的忧虑。
社论说，日前，该报“台湾希望”专题更以详细数据，佐证当局在各项公共支付之浪费、浮滥、短视、欠缺规划，这是台湾租税“支出面”的忧虑。其实，财政的收入面与支出面是互相关联的；任何片面的解决，都将产生重大的扭曲。在此非常有必要对当前台湾的财政困境，给台面上的官僚政客补上一堂“租税正义”课。
在财政学理论中，关于纳税人对于缴纳租税顺从度的讨论，概称为租税遵循理论。一般而言，租税遵循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其一是检视个人逃漏税的动机、诱因、情境、手法等细节，作为防堵逃漏税的手段。例如，营利事业所得税可能采取虚设行号、漏开发票、浮报成本等手段，于是税捐稽征机关就设计种种勾稽查核的办法、或是电脑调卷的程式，让逃漏税的个案无所遁形。一般而言，基层税务出身的官员比较会从这样的技术面角度出发，加强租税稽查。但在实务上，这种“抓漏”技巧的改善总是有其极限，能够改革的租税遵循，也难有重大突破。
第二类有关租税遵循的讨论，则不是从租税的角度切入，而是从支出面探讨。在概念上，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故政府向人民收税，其目的当然是要从建设支出提升人民福祉。北欧社福国家的租税负担率动辄达其GDP的百分之五十，但是这些政府对于医疗、安养、失业、就学等公共支出的规划良好，因此即使租税负担重，人民多少也能体会政府的服务品质，而在权衡之下，也就有比较高的租税遵循意愿。因此，影响个人租税遵循的最重要因素，未必在于税负本身，却可能在于政府“有没有将税收花在刀口上”。如果收了人民的税收，却只是用来盖蚊子馆、赔核四违约金、纾困呆帐大户、图利二次金改财团、补贴大户油电价，那么人民心中一定是一百万个讦谯；就算台湾租税负担率不高，大家缴税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整体的租税遵循意愿也就自然偏低。
台湾的政客似乎总是有低估选民智慧的倾向。他们以为，只要盖机场，当地居民就会爽，只要发一发老农津贴，老农选票就会自然涌现；只要选前以“一周一利多”之名胡乱烧钞票，就能带起经济颓势。但是本报民调清楚显示，台湾人民的智慧远超过政客的想像。在一千多人的抽样调查中，有五成六受访者认为当局是在浪费税收、有六成六人民认为基本工资调涨与老农津贴提高都只是选举花招；更仅有二成的人民认为所谓的金融改革真的是为了“提升金融竞争力”。这样清楚明白的民意，对那些当朝政客而言，难道不该有一些警惕作用吗？
社论认为，由于当局施政绩效不佳、乱花经费，基础建设空转，造成台湾投资环境欠佳、企业出走、新股票上市停滞；但是台湾的财金官员却不能分辨事情的因果，硬要从减税的角度乱开药方，以为减免了遗产赠与税、营所税、土增税、所得税，台湾经济就能振衰起敝。这样的观点不但没有判断力、更有配合党派选举操作的嫌疑，令财政学者难以茍同。
诺贝尔奖得主史提格李兹（J. E. Stiglitz）在其近着中明白表示，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时代，许多人的财富不是来自于努力工作，而是来自于运气与机会的偶然掌握。对于现有的财团而言，他们更可能从大规模风险分散中获利、或是在全球金钱游戏中取得先行优势。正由于许多财富累积并非来自于人的努力，所以史氏主张以更激进的方式对有钱人课税。史式的论点是观察实际、理解简单租税学理的自然推论，卑之无甚高论。遗憾的是，台湾的官员，却还是一头埋在降低遗赠税、营所税的沙丘中，完全不理解外界潮流。财经首长对租税正义的理解若此，人民除了怨叹，恐怕就只剩下一张选票做制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