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说，民主不可画“红线”。这话说得没错。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表示，但是，台湾的生存政策却不能没有“红线”；如果某种“国家”政策可能导致台湾重伤或败亡，当然必须画下“红线”。
陈水扁现在的说法不啻指出：“台独”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归趋，美国不可一方面支持台湾民主，另一方面却反对“台独”；因此，他反对美国给台湾民主画上任何“红线”，主张非给“台独”开绿灯不可。
在台湾的民主运作中，当然会出现“台独”的主张；不可能画一红线。不过，“台独”是否适合成为台湾主政者执意推动的“国家”生存策略，那却是另一回事。难道明知“台独”会祸及台湾，也要自寻死路？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德国沦为“不正常国家”；因此，在魏玛共和的体制中，经民主机制，出现了纳粹党，主张反犹太的种族主义及对外侵略。也就是说，就“民主”而言，德国当时并未为纳粹画下“红线”；但是，如今回顾，希特勒却是假借“民主”，挟持着德国逾越了国家生存策略的“红线”。纳粹虽假借“民主”而得逞，但毁了国家。
社论指出，如今，台湾俨然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境：一、台湾的“民主”是否真正不惜代价地支持“台独”（包括不惜与美国反目）？二、“台独”是否为符合台湾利益的“国家”生存策略？
社论说，对上述第一个问题，陈水扁颇有自信，他举出许多民调来证实倾向“台独”的民意高涨。对于此点，我们略有保留。陈水扁显然是将普遍存在的“台湾意识”扭曲并扩张解释为“台独意识”；且其实际操作手段，亦是假借“台湾意识”来为他的“台独意识”背书。难道台湾民众会愚昧至不惜与美国翻脸也要搞“台独”？不过，退一步说，希特勒既能经由民主机制将德国带往纳粹运动，则若谓陈水扁亦能经由民主操作将台湾推向“台独”运动，似也不足为奇。于是，第二个问题遂成关键：“台独”是否为符合台湾利益的“国家”生存政策？此一问题，正如应问纳粹是否为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生存政策？
社论认为，所谓民主没有“红线”，其实是一种民粹论述。如果出现主张“全民免税”的“民主”，自然会有“红线”；如果出现主张“以暴动逼迫贪腐总统下台”的“民主”，自然也会有“红线”。主政者当然应当护持“民主”，唯他的“红线”应在不可藉民主之名将国家带向导致败亡的道路。陈水扁若仍是“党外”时代的民运人士，大可高喊“台独万岁”；但是，陈水扁与民进党已是执政者，竟仍玩弄“自欺欺人”的“台独”骗术，那就是踩过了“红线”。
社论质疑，即使民主没有红线，但主政者的执政责任及政治道德却不能没有红线，台湾的生存政策更不能没有红线。陈水扁应当自问：是否已逾越了执政者对“国家”责任及政治道德的红线？
例如，陈水扁为了挣脱他因贪腐而造成的权力危机，竟转移焦点将台湾卷入“入联公投”的“台独”风暴中，这是否逾越了政治道德的红线？另如，陈水扁一方面伪称“入联公投”不是操弄“台独”，但另一方面又扬言“四要”，“是以新的国家名义入联”，这是否逾越了政治诚信的红线？再如，“入联公投”使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信任形同崩盘，且使台湾的“维生支柱”美国与台湾反目，这是否逾越了执政责任的红线？又如，陈水扁一方面自承“台独是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又对“台独”政策火上加油，这是否逾越了“国家”生存政策的红线？
社论说，民主容许见仁见智，没有红线；但主政者的执政责任却不能没有红线，不可自欺欺人，愚民以逞；尤其，主政者主导的政策更不能没有红线，必须趋吉避凶，造福禳祸，不可“自欺欺人”，陷台湾于危境死地。
社论总结，民主没有红线，尽可各抒己见，放言高论。但陈水扁作为一名主政者，却逾越了政治道德的红线，逾越了执政责任的红线，也逾越了“国家”生存政策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