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撰文谈贫富差距：公益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任志强
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贫富差别”问题。自原始社会之后有了私有化，各种各样的竞争就在不断的产生着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别。一群人用武力、暴力的方式掠夺和占有着他人的大量财产；一群人靠劳动与技能积累了一些财富；一群人用资产组织了社会的生产，创造了财富；一群人用智力组织了发明、教育或产品交换获得了财富；一群人靠家庭继承拥有了较高的起点和竞争的优势；还有一群人则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弱势群体而处于贫穷的困境。
于是许多的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也有许多的革命实践者按这些“主义”的理论指引，或用民主、或用军事、或用合法、或用非合法的暴力等各种手段，试图证明这些“主义”的正确性，试图解决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试图消灭贫富差别。
这些“主义”的争论，都是为解决“贫富”差别问题，无论他们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和层次，目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正是由于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因此对“贫富差别”产生的原因与必要性理解不同，提出的解决“贫富差别”的路径、方法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极端或对立的，有些更是“非你死我活不可”。于是社会就缺少了和平，增加了冲突与战争。能否有一种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并用更科学和和平的方式化解“贫富差别”的矛盾呢？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早就有“均贫富”“患不均”的理念，但却没有如何实现这一理念的答案。于是几千年中，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暴力革命，都在用战争的手段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也有过多次农民武装推翻了当时政权的案例。但这些成功的武装斗争，尽管都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却只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夺取了政权之后，不但没有建立一个让国民可以“均贫富”的制度，甚至连原有的贫富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朝代的多次变更从表面的现象看，是因为朝庭与民众之间的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但民众之间的贫富差别却从未成为改变朝代之后的关注重心。尤其是没有一个朝代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进行过努力。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时，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几千年前传承下来的工具。不但中国解放前的几千年没有发生过重大改革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碾子还是解放前的碾子，磨还是解放前的磨。可见不从经济发展制度的角度考虑贫富差别的产生原因，是无法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的。
十八世纪之后的欧洲，贫富差别的问题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更为突出。当资本主义用强大的力量打翻了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资本改变了生产资料占有运行的通道，也改变了人的地位，但无法改变贫富差别的存在。
为了社会的稳定，教会、社团组织始终在用慈善的方式，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但都无法消除产生贫富差别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
于是十多个国家按照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用近乎于供给制的方式，实行平均化的劳动收入分配。但几十年的制度结果是除中国等极个别的国家之外，大多数的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用失败证明了这种理论的错误，并重新回到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轨道中。即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变成了局部的公有制，大部分私有制的经济体制。
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完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确实基本消灭了差别，严格的说应该是彻底的消灭了富有，让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当然也就大家一样穷的没有了差别。但经济在这种无市场资源配置和无市场价格竞争，无人力竞争的制度之下(更没有资本配置的能力和条件了)是无法发展的，并不会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也不会让穷人变成富人。
重要的不是靠消灭富人来换取无贫富差别。也不可能靠暴力掠夺富人的财富而让穷人变富，更不可能靠掠夺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而让财富的总量增加，让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
只看到资本获取了剩余价值，但没看到资本要承担市场竞争的风险，以为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永远都是胜利者。其实剩余价值更多来自于财富的创造和承担市场风险的收益！
恰恰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让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动力，也才有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让公民分享了更多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中的红利。
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同时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制造了更大的贫富差别。虽然市场竞争会让一些穷人走出贫困变成富人，但也会让一些竞争中的失败者从富有变成贫穷。资本主义知道这种制度有着其财富创造的优势，也同时存在着造成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会造成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也会造成一部分陷入贫困之中的弊病。
因此，为保护这种制度的安全和长久，就必须和其它一切要消灭贫富差别的“主义”一样，要找到一种消灭贫困，挽救贫困者，帮助贫困者改善他们现状的办法。建立一种长久的帮助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国家政策支持下的民间行为的“公益”。
欧洲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除了教会的慈善行为之外，更多的强调用加大国家福利的方法来平衡“贫富”之间的关系。美国则更强调用富人的“公益”弥补国家二次分配中的不足。福利着重于个人生活的保障，过度的福利会削弱市场的竞争力。
资本主义首先承认资本获取财富的合理性，承认富人创造财富、拥有财富的合理合法性，然后再讨论如何利用富人的财富帮助穷人致富，并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都用简单的高福利分配的方式平衡贫富差别，就会养了懒人，鼓励了不积极努力的那群人。公益则可一方面帮助最困难的家庭不至于无法生活和无法融入社会，又不会让他们过度的依赖于救助，另一方面则鼓励和帮助他们就业、创业、努力工作以改善他们的现状。
百年前初期的公益大多着眼于生活救助为主的慈善，但进步的发展中，公益已从“授人以鱼”变成了“授人以渔”，近期的公益则更发展了一步，在推动社会制度进步的同时，在帮助大多数人创新和创业。除了解除贫困，让贫困人群有自力更生的捕鱼能力之外，还在帮助他们造船、织网，为他们提供生产自救的工具、条件、生产资料和有效的组织。并通过这种财富的转移和再利用，培养更多的人成为社会精英，也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必须承认财富的集中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是文明进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将这种必须付出的代价用社会“公益”的方式充分利用，则是将“代价”转换成财富的责任，推动社会的进步。
“仁爱之心”古而有之，宗教则将上帝之爱“慈善”变成出自爱心而帮助需要的人，并让“财富”的“负罪感”成为进入“天堂”的障碍，教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购买进入“天堂”的门票。
但社会的发展中，“爱人类”将财富变成促进人类的福祉，超越了一般的“仁爱之心”。财富在公益之中，不仅仅是帮助那些因贫富差别而处于弱势的人群，让他们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将“感恩之心”和公民责任相结合，与推动社会进步相结合，甚至演化为革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
慈善不再是简单的施舍，建立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不但进入了商学院的课程，投资、管理、医疗、改革这些过去被视为是贵族社会讨论的课题，也成为了公益的重要内容。
公益这个广泛的概念把社会责任与企业家的精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企业家用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用企业家的精神帮助社会修复着贫富差别的创伤。企业从过去大量靠掠夺社会与自然资源获取利润，转向回报社会与自然，并用企业家的管理才能让财富在促进社会公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中筠先生用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从“聚财”到“散财”的演变。从“财富的归宿”到“财富的责任”的升华，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慈善与公益的发展，爱心与责任的结合，重新认识了社会的进步与社会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