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自贸区引领中国经济走向全面开放

　　2017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将迎来挂牌四周年的纪念日，这四年来，上海自贸区基本实现了当初成立的初衷：打造中国改革的样板间和试验田、自贸区成功后把经验推广开来、全面推动改革等。实际上，自从“自贸区”这个概念被频频提及，就有人拿自贸区和经济特区两相比较。有些专家认为，既然已经有了经济特区，再设立自贸区完全没有必要。但事实上，设立经济特区本身也是创新，自贸区则正是对创新的延续和完善。

　　当初设立的经济特区本身就是创新，并形成了符合当时时代现状的贸易体系、投资监管体系以及金融体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发展。比如，成立经济特区，主要是以引进资本为目的，并以此刺激经济增长，投资门槛很低。这样就会造成产业蜂拥而上，产业同质化严重，进而造成产能严重过剩，投资驱动的边际效应递减。

　　而自贸区在吸引外资这一重要目的基础上可以持续发挥其固有优势。清晖智库数据统计显示，仅2016年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四个老自贸区就吸引了879.6亿人民币的外国投资，同比增长81.3%。

　　笔者认为，自贸区最核心的生命力便是“制度创新”，在原有贸易规则与机制的基础上实现贸易便利化，是自贸区建设的重大目标之一。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自上海自贸区成立到2016年10月，上海海关先后推出31项创新制度，并全部行程公开透明的规范标准，其中的21项更在全国海关复制推广。

　　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改革还在持续。在2016年基础上，上海自贸试验区2017年进口通关时间有望再度压缩1/3，并深入推进生物医药跨境研发便利，试行进出境生物材料检验检疫正面清单制度及事中事后监管等新模式。同时，贸易便利化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地推广到全国。原来单一、传统的业务方面的一体化措施改革，现在演变为适应创新形式、现代化营商体系和法制体系的改革，主要包括通关提速和放松管制两大方面。这一系列改革，不仅给企业和普通消费者带来便利和实惠，推动了中国贸易的增长，还带来了可贵的创新经验。

　　在金融改革方面，制度创新更是被排到了首位。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金融改革备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金融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自贸区的成败。

　　近几年来，自贸区成立并迅速复制到全国，金融改革也逐步推进：逐步开展了包括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同时，各地自贸区根据实际情况也有不同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比如，跨境人民币业务就是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一大“亮点”。广东自贸区在这一领域先行先试，一些政策在南粤大地逐渐成熟后，被陆续推广到上海、天津等地，广东因此也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名副其实的“试验田”。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改革并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即通过“简政放权”以及“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式，极大便利实体经济的各项经济活动，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投资监管方面，最值得称颂的是负面清单制度的设立。以往，这项制度在我国很少被提及，因此，当上海自贸区首次引用这一概念时，自然引发了市场的热切期待。而相较于我国以往注重前置审批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代表了与国际化接轨的全新管理思维和理念。实际上，负面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经出台，便一劳永逸的，是随着时间发展变化并逐步完善的。

　　据笔者观察，负面清单制度历经了几个版本，尤以2017年版较为全面翔实。当前，2017年版的负面清单在以往几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更加符合当前市场投资需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负面清单长度不断缩短；第二、实施的范围也随着自贸区试点的增多而不断扩大。

　　负面清单制度的提出与实行是中国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创新。最大的特点是清单之外市场主体都可以平等进入。同时，还可以倒逼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降低准入门槛，以此实现鼓励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台湾网特约经济学家宋清辉，著有《一本书读懂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