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况下，随着一个文化体由稚嫩到成熟，流行叙事一定是趋向于分众化和标签化的，所谓的“国民叙事”只会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出现。

　　青少年身上的反抗精神被消费文化解构乃至改造，无疑是一种文化上的衰落，但强大的商业逻辑却使得这样的精神趋势显得顺理成章。

　　因为要弥合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与身份记忆的缺憾，所以当下的流行文化生产者依然可以在30-40岁的人群中找到市场。于是，今天的流行文化产品就呈现出了典型的“多义性”色彩，这些产品吸引真正的青少年固然是其本性与本意，但对早已成年的“70后”和“80后”而言，青少年流行文化扮演了“缅怀的触发器”的角色。

　　一个“小男孩”过早成年,而“老男孩”拒绝长大的观念共识，就围绕着拥有“国民性”的流行文化工业体系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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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女士这样和我描述她在“五一”期间的休闲安排：先去电影院连续看了热门影片《左耳》与《何以笙箫默》，然后把因工作繁忙而一直搁置的网络剧《匆匆那年》“补”完，而每天晚上入睡前，则会翻一翻自己学生时代很喜欢的一本小说《此间的少年》。这是一位在我的朋友圈中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女强人”，而她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多年来始终是《还珠格格》。

　　前些日子，《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A.O.Scott那篇《谁杀死了流行文化中的成年人》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关注的是美国大众文化领域强劲的“青少年叙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但此文标题拿到当下的中国，似也大抵贴切。

　　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青春片《何以笙箫默》收获票房3.32亿，而王小帅执导的《闯入者》呢，330万？最近几年，于正工作室对金庸武侠剧的大规模“改造”更是，偶像剧般的《笑傲江湖》一面遭到金庸迷排山倒海的抨击，一面获得了3.12%的超高收视率。于正本人也正色表示：金庸小说的政治寓意需要被淡化。

　　事实上，在流行文化中被淡化的又何止这些寓意？当那句歌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风靡全国，那些已经踏足社会并渐渐拥有了事业和家庭的成年人们，似乎并不介意这种词句的快感是三个不足15岁的未成年人带来的。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是“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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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文化通常以两种方式在消费者中产生共鸣：一曰“想象”，既剥离伴随青春期出现的种种实在的物质与情感困扰，以童话般的纯净世界替代令人生厌的学校与家庭生活；二曰“沉浸”，即文化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距离或只有很近的距离，令人如做梦般沉醉其中。但无论何种机制，都要求流行叙事与现实生活有基本的结构对接。

　　成熟的现代社会应当有种“各安其事”的沉稳劲儿，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文化生产，也要有“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基本认知共识。所以，当社会文化的主流叙事中开始不合常识地大量出现“未成年人”及其对抽象的“青春”的呈现和塑造，我们不免要去思考原因是什么。

　　商业的原因当然不能被忽视。既然年轻人被视为有旺盛消费欲的社会群体，那么迎合其口味生产的流行文化必然有利可图。这是当代文化工业的一般逻辑，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被明确定义为“青少年文化”的影视及音乐作品开始吸引大量“成年人”，甚至是远谈不上年轻的成年人（比如和我年龄相仿的那位女士），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