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何堕落的

　　中国国民党是随着从道义制高点坠落而坠落的。何为道义制高点？就是顺应历史方向、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站在道义制高点，就是推行发自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得到社会主流拥护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孙中山讲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先辈站在推翻封建王朝、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道义制高点，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摧枯拉朽，结束满清，建立民国。但辛亥革命一方面解决了中央政权性质问题，另一方面却衍生了国家分裂割据和共和名存实亡问题，国民党难辞其咎。于是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失败多于胜利论断，其目的是扭转窘境，重振新局。此前，中国共产党曾郑重向孙中山指出，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在民众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载于人民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共产党讲的还算客气，没有直接点出国民党的妥协、投机、派系本质。孙中山痛彻地感到，“不除去国民党‘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恢复革命的精神’，不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也就难以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也无由‘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周国兴《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载于2014年11月号《两岸视点》杂志）于是，他从抗拒共产主义转变为接受共产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要求“以俄为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诞生。孙中山这一转变的实质，是领导国民党重回道义制高点，从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党站在打倒列强统治、结束军阀割据、统一整个中国的民族和历史高度，一路北进，风卷残云，实现中国统一。

　　但是，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孙中山这一努力与转变，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逆转和抛弃了。在即将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前时，国民党本应继续、彻底革命，消灭封建残余、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为最广大工农群众谋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工人阶级被残酷剥削压迫的问题。但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延续封建王朝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场，成为满清后期各类地主、资本家、买办集团的利益代表，甘做帝国主义的附庸，迫不及待地把屠刀伸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财富与工农之间选择了前者。立场让位于市场、理想让位于念想、党纲让位于政纲，其结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打土豪，分田地”、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稳稳站住了脚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北上抗日；国民党则奉“攘外必先安内”为圭臬，全力剿共，一党之私超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不放一枪”兵退关内、妥协投降绥靖华北，终至党内有识之士忍无可忍，发生“西安事变”。事变的背后则是全国人民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此间即便国民党至今津津乐道的1927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也是虚幻的。上海滩繁荣的背后是贫富悬殊、民不聊生、贪污腐败、地区差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切弊端在那个时代滋生，国民党的党政军情系统就是在那个时代被新创造的财富淹没而彻底腐败的，以致发展到以后即使大敌当前、日本全面入侵也不收手的程度。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1936年9月悲叹道：“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P419）。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大局为重，政策、策略、行动服从抗战，始终把抗日摆在第一位。1944年春，毛泽东依然公开强调“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1944年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载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央统战部1984年9月版）；国民党则无时无刻不想除中共而后快，对外（日本）、对内（共产党）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赢得了抗战，但与民心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语文备课大师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之“政治上的虚弱”）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设新中国，提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国民党则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手中的选票，挑起内战，力图消灭共产党，维护在抗日战争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极度腐败政权和被人民唾弃的剥削制度、三座大山统治，岂有不败之理？对于这个结局，美国有识之士早有定论。1944年12月31日，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大卫斯致信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有“影子总统”之称的哈利.霍普金斯称，“事实上他(指蒋介石)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语文备课大师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0章“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大卫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大卫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