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再谈科举制度之刹车与惯性

　　汪毅夫。（香港中评社资料图）

　　香港中评社11日发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文章，以下为内容摘编。

　　我在中国评论新闻网写了《科举制度之刹车与惯性》后，还有话说、还刹不住车呢。我想补充谈台湾的情况。

　　王松《台阳诗话（1905）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为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功名、功名，最足以炫耀于庸耳俗目之场。吾台改隶（按，指1895年台湾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鞋，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清廷于1905年宣布罢废科举后，大陆纳金捐官之风更盛。台湾则是自1895年被日人侵占、无科举一途，加上日人阻挠、隔海路远，“纳金”改为“寄金”，而“寄金捐官者不乏其人”也。另外，遇福建乡试之年，常有台湾秀才渡海与试的事儿发生。如1897年，福建举行丁酉科乡试，台湾新竹秀才郑鹏云因受日人阻挠，不得渡海与试，愤而作诗曰：“踏遍槐黄迹已陈，磨穿铁砚暗伤神。功名有份三生定，世事如棋一局新。五度秋风曾老我，三分明月正怀人。瀛东多少观光客，桂籍留名话夙由”。从诗中看，瀛东（台湾）还有许多不得与试无奈且做壁上观的秀才。1903年，郑鹏云偕同堂弟郑养斋终于冲破日人阻挠渡海参加了福建癸卯科乡试。台湾进士丁寿泉之子丁茂锡也有渡海与试“被日人验舟驱回”的遭遇。

　　日人当据台之初已意识到“持有旧政府（按，指清廷）之学位（举人、贡生、秀才等）者，全省尚存不少。渠辈费多年努力而获得之学位，在新生台湾（按，指日据台湾）等于一片废纸而无何价值。故其不平不满，实有难于掩蔽者。彼辈既为地方指导者，识具有相当势力，漠然置之不理，洵为不可忽识之一大问题也”。日据台湾当局采取了颁发“绅章”等“优遇具有学识资望者之途”，却完全不敌科举制度的魅力，科举制度在台湾的惯性持续了1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