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缘何能抓住产业转型机遇？功臣之一李国鼎生平回顾
【两岸快评第184期】
"台湾信息产业之父"李国鼎。图片来源：人民网
台湾半导体（台湾称晶圆）制造业世界一流，台湾作为“四小龙”之一，能够抓住信息产业转型的历史机遇，与"台湾信息产业之父"李国鼎在40年前的的远见卓识、坐言立行是分不开的。
从献身科学到实业救国
钟山石头，虎踞龙盘，自古人杰地灵。1910年1月28日，李国鼎出生于南京汉西门一个殷实之家。长兄李小缘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饱受外寇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幼小的李国鼎象许多仁人志士一样，立志“科学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1926年，他考入东南大学数学系，不久即转入物理系。1934年9月，李国鼎以优异成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进入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教授，从事放射性物质粒子的研究。卢瑟福教授“先看森林，后看树木”的治学方法对李国鼎影响很大。两年后，李国鼎转入英国皇家学会蒙特实验室，在考克饶夫博士指导下从事真空中锡薄膜在液氦极低温下超导现象的研究，他的研究报告刊登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剑桥汇集了世界众多的一流名家，李国鼎得以开拓视野，取法各家之长，潜移默化，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科学思维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受益终生。晚年他回忆，在剑桥学习最重要收获是学会讨论、辩论，着手问题，要先了解整体，把握本质，循序渐进。
当李国鼎在剑桥发愤苦读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日寇大举南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李国鼎放弃成为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理想，转道奥地利、德国，参观兵器工厂，一路风尘，终于回到故土南京。他不为武汉大学的高薪聘请所动，1938年初求见南京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将军，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工作。黄将军任命他为航空学校照测总队修理所所长，负责各大城市的探照灯及测音机设备的装修。在抗日前线，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他深感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才能战胜日寇，萌发“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
1941年底，中央大学顾孟余校长邀请李国鼎出任物理系主任，但他决心投身“实业强国”，应资源委员会之邀，出任资渝炼钢厂工务组主管。尽管李国鼎对炼钢业务并不熟悉，但他不畏艰难，不耻下问，在实践中学习，熟能生巧，很快胜任本职工作。为了推动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1945年4月资源委员会设立钢铁委员会，由李国鼎负责，居中联络属下的钢铁企业。工作之余，他着手搜集日据下的东北钢铁工业的资料，编成《东北钢铁工业概况》一书，为中国接受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做出了必要准备。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国鼎赴上海协助其友周茂柏打捞长江里的沉船，筹建中央造船厂。不久，周茂柏转赴台湾，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应周茂柏的再三邀请，李国鼎于1948年7月赴基隆造船厂工作，1951年升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他们精通业务，同力合作，延揽了一批专家技工，台船公司在修船、造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了壮大企业，李国鼎不断改进台船公司的生产条件，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完成了“鼎兴轮”、“屏东轮”、“海菲轮”等大型轮船的修复工作，引起国际造船界的广泛注目。
创建加工出口区
周茂柏对李国鼎的才干十分推崇，经常在“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仲容面前予以夸奖，引起尹仲容的注意。1953年，应尹仲容之邀，李国鼎任“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在协助尹仲容工作的过程中，李国鼎认为，台湾“将来工业的发展，无疑的，期望一定寄托在外销上”，“出口第一”。鉴于纺织业的发展不但能解决民生所需，还可创汇，他提出推动纺织品出口的议案，建议将棉花进口的关税，在纺织品出口时退还，以鼓励纺织品出口，推动了台湾纺织业的发展。他预感到“美援”中止是早晚的事，台湾发展的资金来源事关重大，于是密切关注国际上吸引外资的方式，重视吸引侨、外资到台湾来投资，以代替“美援”。还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改进公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随着台湾“进口替代”政策取得成效，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型，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为了吸引外资，1959年，李国鼎等人拟定《十九点财经改进措施》，简化出口结汇手续，加强与海外商业联系等，努力发展出口，建议以税制来“鼓励储蓄，节约消费”，协助资本形成，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作出铺垫，将台湾经济发展策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李国鼎等人通过研究，草拟《奖励投资条例》，于1960年9月公布，简化入境及申请办厂的手续，减税免税，提供工业用地，增加储蓄，吸引投资，鼓励外销。该条例公布实施后，海内外投资迅速涌入，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台湾的出口品主要是米糖，随着台湾外向型经济的成长，1970年台湾出口总值已近11亿美元，主要出口棉布、水泥、金属制品等。
1965年李国鼎任台当局“经济部”部长。鉴于外商到台湾投资手续十分繁琐，李国鼎吸取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决意在台设立加工出口区，做到投资人出入境简便、物资进出口简便、资金出入境简便。经过反复论证，拟定《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区内工业享受优惠条件，包括自用机器、设备进口免税；原料、半成品进口免税；区内工业用品免货物税；简化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外汇汇出汇入手续等。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区正式营运。李国鼎又创建楠梓及台中两个加工出口区。这3个加工出口区，面积不到200公顷，至1988年，已出口278亿美元，创造直接就业机会近9万个，吸引投资数十亿美元，均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极大改进了台湾的整体产业结构。
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地区成长为经济发达地区，与尹仲容、严家淦等一批财经官僚适时适地制订正确的发展策略息息相关，而李国鼎的贡献尤为突出。
求富与平均
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李国鼎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绝不盲从，而是结合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独辟蹊径。他认为，自由经济有3个特征，财产私有、企业自由与维护市场价格机能，而计划经济正好与自由经济相反，即在取消私有财产、废弃企业自由与市场价格机能。至于自由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是因为，第一，废除私有财产后，消失了营利动机，因而缺乏推动生产的力量。第二，没有企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竞争，如果工厂、商店、农场皆由政府官员经营管理，则会形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市场价格机能，不能进行经济核算，各项产品真实成本如何，不易明了，因而也分辨不出效率的高低。
李国鼎绝不盲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大的优点是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人民有自由追求可以据为已有的财富，他们受到追求利润的刺激与鼓励，冒险犯难，用尽一切方法，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资本主义使少数人有能力的人，得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生产工具集中在他们的手中，并进一步利用财富来操纵一个国家的经济，对财富分配制造了不合理的混乱现象。”他主张“计划式的自由经济”。经济成长、安定、正义、自由，好比4只兔子，如果一只狗想要同时追捕4只兔子，追了这个，又追那个，则可能一只兔子也追捕不到。李国鼎认为在求富与求平均之间，应该先求富。台湾当时是发展中地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求富。在求富中应该预防不均，但预防不均的措施，在目前仍不能激烈到降低人民求富的意愿。
1969年蒋经国任台“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负责财经决策，准备接班。蒋经国在推行政工干部等问题上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隔阂已久。陈诚已于1964年谢世，因李国鼎由陈诚一手提拔起来，蒋经国对李国鼎的“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模式不太赞同。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惨痛经历使蒋经国心有余悸，坚持物价平稳第一，对市场价格则不太信任，主张大力投资，扶持民生，反对“增加税目，调整税率”。他调李国鼎任“财政部长”，以打散李国鼎在经济界长期累积的人脉及影响力。李国鼎虽然对财政工作并不在行，但他努力学习，主张“成长与稳定平衡发展，正义与自由平衡发展”。他深知经济成长与经济稳定缺一不可，因此在财政上，他主张继续减税，以鼓励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尽量稳定物价，以维持经济安定。
台湾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电力缺乏，工业原料不足，恰遇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由每桶2美元涨到10美元。生产成本大增，通货膨胀严重，面临严峻挑战。1973年10月，蒋经国宣布“十项建设”计划，决定在台建设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铁路电气化等，计划在5年内动用50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平均每年就需1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当时外汇存底的40%与流通货币的60%。这远远超过台湾财政的负担能力。
李国鼎对这个好大喜功、缺乏科学论证的建设计划伤透脑筋，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由于油价上涨，沙特获利甚大，如何使用这一巨款尚无定案。那时沙特财政部长与李国鼎关系十分密切。为了渡过难关，李国鼎赴沙特求见沙特国王，提出贷款事宜。在具体办法未决定之前，沙特国王就先拨了长期贷款2000万美元给台湾。这是台“十项建设”借到的第一笔贷款。其余的外汇则由外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或由承包商提供。建设高速公路，因通车后可收通行费分年来偿还，李国鼎就编列特别预算，以特别公债支付，而由后来的通行费偿还。
蒋经国又提出“十二项建设”。大部分只是项目，并没有经过具体的论证，也没有期限，因此筹款的压力并不急迫。李国鼎认为各项建设，应按照它们的重要性与效益，排一个优先次序，再依照台湾总资源的供需，来决定建设的可行性，千万不能因为高估台湾财力而破坏收支平衡，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对于一些部门喜好大型建设，草拟计划方案时，常以亿或十亿为单位，甚至可以累积5年到10年的投资，成为十亿百亿，以制造新闻价值，李国鼎深不以为然。
李国鼎设法引进外资，或向海外借款，发行各种公债，勉为其难，使台湾经济安然渡过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继续成长发展，但他于1975年12月突发心脏病，被迫请辞繁重的财政行政工作。后改任“政务委员”，为“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的召集人。
发展信息产业
到2002年，台湾资讯工业年产值已逾500亿美元，是台湾第一支柱产业，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资讯产品生产与出口地区。这与李国鼎的努力密不可分。
1977年，李国鼎应邀到美国讲学，赴硅谷实地考察，访问斯坦福大学及工业区中的高科技工厂，研究硅谷在战后形成及其成功经验。他预判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三大要素，21世纪是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形态及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台湾应早做准备，因应信息社会的到来。针对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成本升高，必须转型，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决定在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邻近地区建立一个类似硅谷的工业区。
1979年，李国鼎倡导成立“资讯工业策进会”，任第一届董事长，推动信息产业人才推广教育五年计划，大力主张发展电子产业，提出应普及台湾资讯应用观念与知识，扩大电脑的有效应用，开拓岛内资讯应用市场，扶植台湾资讯工业，要在电脑硬件软件、资讯处理、资讯传输三方面重点投资。他协助“国家科学委员会”完成《新竹工业园区设置条例》，在这个园区的公司，除享受一般的优惠待遇之外，还有其他附加的优惠，如可保留一定数目的盈余，免予课税；对重点工业给予低利贷款；园区管理局提供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助金等。到1992年底，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已设立141家公司，营业额由1983年的新台币30亿元增加到新台币872亿元。
李国鼎为了引进新技术，促进台湾工业的转型与升级，每次到美国必去看望张忠谋。张忠谋原籍浙江宁波，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他于1958年进入德州仪器公司工作，1967年升任该公司副总裁。1968年张忠谋到台湾考察，得到李国鼎的热情接待，在台湾设立半导体制造工厂，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晶圆元件包装技术。
半导体（台湾称晶圆）制造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高风险、高收益，一般民营资本难以涉足。张忠谋应邀回台后，李国鼎多方奔走，策动“行政院开发基金会”投资1亿美金，设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还约荷兰菲利浦公司及其他民间投资人，分别以持股率27．5%与24．2%，配合政府的持股率48．3%，参与投资。1986年成立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简称“台积电”）是一个拥有世界最新技术的工厂，与当时新竹科学园内海外学人所投资的小规模积体电路3英寸到4英寸晶圆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为台湾半导体工业创造了新机。台积电初创时，第一年就亏损了新台币1．2亿元，每日烧钱，面临各方的责难和下马的压力，李国鼎不为所动，坚信自己的科学研判，反周期大规模投资，放手支持张忠谋工作，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到1992年，营业额已达新台币65亿元，利润12亿元，迅速将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台积电现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资讯产业制造商，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撑起了“半壁江山”，避免了台湾产业的空心化。
魂归故里
李国鼎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负笈英伦，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熏陶，学贯中西，勤于思索，抱定“空罐子”的精神，但决不唯书本，更重视实际情况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动态实体，相关的制度和观念，必需随客观环境的变动而有所改变，大力传播和沟通新观念。针对“经济进步，道德落后”的现象，他提出在中国传统的“五伦”以外，应建立群已之间的“第六伦”，人们要培养公共道德。
虽然迁居台岛，身处高位，李国鼎十分想念故乡南京。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把你的胸襟局限在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县呢？还是在时间上你追溯五千年呢？在空间上你放眼看中华民族的足迹所至的地方呢？”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李国鼎设法与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无奈身为国民党中常委，不得不压抑埋藏胸中的思亲之情。
1993年6月，应世界银行、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之邀，年届82岁高龄的李国鼎终于回到大陆，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畅谈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尔后赴南京，重访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与亲友团聚，祭扫祖墓，耳闻目睹，欣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慷慨将一生论著捐赠给东南大学，为母校的经济学研究竭尽绵薄之力。东南大学据此编辑出版了《国鼎丛书》，共14卷。
2001年5月20日，已届90高龄的李国鼎突发大面积脑溢血，虽经抢救无效，于5月31日驾鹤西去。两岸同声哀悼，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发去唁电：“李国鼎先生为台湾经济科技发展贡献良多，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两岸经济与科技交流与合作”。遵从李国鼎先生的嘱托，2001年10月28日，亲朋故交将他的骨灰带回故土南京，埋在他父母坟前。金陵赤子，浪迹天涯，终于叶落归根。
为了祖国的强大，李国鼎抱定“科学救国”，献身“实业强国”，推动台湾的工业化，成功实现了台湾的产业升级与转型，居功至伟。今日台湾经济能够维持正增长，台湾人民应该感恩李国鼎的杰出贡献。如果没有台积电等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今日台湾恐怕很难能够在信息产业有如此的地位。（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