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台湾民众讲一口流利中国话，很大归功于光复后的国语运动

　　殖民地回归母国后，广大民众在精神层面上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坚决铲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变日语日文为中国的语言文字。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影响深远，其成效逐渐显现。今天台湾民众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练使用中文写作，与陈仪主导推行的“国语运动”、与一批祖国大陆来台的中小学中文教师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改造台胞的精神层面，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

　　在抗日战争期间，台湾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向台湾民众宣扬日本皇国精神，教唱军国主义歌曲，强迫各级学校的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把中国人丑化成利己主义、蛮不讲理，没有国家观念、鸦片鬼的形象，抹灭台湾学生的中华祖国观念。学校废除汉文课程，学生一律讲日语，说台湾话要罚款。至1945年，台湾的日文普及率约70%。皇民化是要毁灭中华的国语、国文与历史，代之以日语日文，及日本历史。

　　出生于192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被灌输要对天皇和皇国效忠，成年后又被蒙骗要为“大东亚战争”献身，潜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对中华祖国和文化产生疏离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打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杀我同胞，搜刮物资，榨取民众血汗，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妄图变中国人为天皇的奴隶。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筑起新的长城，誓不臣倭，发酵成的中国民族主义反对日本，进而指向日本的语言、生活习惯、制度、器物等一切东西。广大民众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残暴性、奴役性，甚至全盘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架构。

　　语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所有的人都应该会说“国语”，使用“国文”。陈仪主张在各级学校，普遍教学“国语国文”，及中华历史。设文史专科学校及训练团，培养文史教师，希望在几年内，褪去日本色彩。

　　针对皇民化，长官公署以一切中国化为号召，大力普及“国语”教育。广大台胞也想学习“国语”。大陆各地的方言发音不一，东北人与福建人讲的语音差异较大，浙江人与江苏人讲的语音也不相同。台胞听到后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从。

　　大陆来台的官员，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居多，“国语”并不标准，家乡口音甚重。台湾民众难免听不清、听不懂。陈仪本人的“国语”就不标准，绍兴口音很重。

　　光复初期，“国语”教学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师资问题，600多万台胞都要学“国语”，谁来教呢？就学校教育，1000多个“国民”学校，每一个学校要一个“国语”教员，就得1000余人。其次是方法问题，闽南语、客家语是同一个系统的语言，应该有更方便的方法。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于1946年4月成立，大陆两位重要的“国语”推行专家魏建功与何容，担任“国推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委员有马学良、黎锦熙、林绍贤、龚书炽、萧家霖、徐叙贤、周辨明、张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叶桐、严学宭、吴守礼、王洁宇、王炬。

　　“国推会”是一个主持研究设计并协助国语教育行政的机构，隶属于教育处。组织分为调查研究组、编辑审查组、训练宣传组、总务组。各组设组长一人，会设秘书一人，由委员兼任。此外有编审、编辑、视导、干事、办事员等工作人员。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共19所，每所派推行员3至7人。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国语”教育仍在困难中实施，概况如下：

　　1、学校教师的“国语”讲习。教育处在台北举办“国民学校教员国语讲习班”，各县市自行举办的讲习班。教育处甄选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员，在省训练团受训，“国语”是主要科目之一。从内地邀台的中小学教员，由“国推会”予以短暂讲习。第一批“国语推行员”33人，从92位自福建来台的小学教员中选拔出来。1946年8月，教育处招考“国民学校国语教员”103人，台籍占半数。10月，“国推会”魏建功主委赴北平，邀聘“国语推行员”。同时并邀聘“国民学校国语指导员”60人，分发到各县市辅导教学工作。

　　2、“国语”读音示范广播。台湾省教育处在台北广播电台设置读音示范节目。第一期1946年3月1日开始，用教育部灌制、赵元任博士发音的“国语”留声片。第二期从5月1日开始，由“国推会”齐铁恨每日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等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教育处编印“国民学校”、中等学校暂用“国语”课本和民众“国语”读本。暂用课本废止后，自6月20日起，改用“国定小学国语常识”课本。

　　3、教学方法研讨。闽南方言丧失了效用是推行“国语”的一大阻力。因日语和台湾话毫无关系，许多台胞觉得“国语”和台湾话也是毫无关系，只知用学外国语的方法来学“国语”，死记硬背，未能举一反三。有些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一听到内地来的人说出和台湾话差不多的词语，以为他说的是台湾话而不是“国语”。为此，魏建功发表几篇论文，题目是“台湾音系还魂说”、“从台湾语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何容撰文“恢复台湾话应有的言语地位”。这种方法经过怀疑和争辩，取得了社会的承认。

　　4、编印“台国”对照学习用书。“国推会”计划编一套“台国”对照学习用书，包括台省适用注音符号十八课、“国台”音对照字录、“台国”通用词汇、“台国”对照词汇、比较类推法“国语”会话易通。

　　5、教材教法。“国推会”于1946年10月，附设“示范国语推行所”一所，由教育部选派来台的“国语”专修科学生担任传习，由朱兆祥委员负责指导。下年度计划分区设立4所，以推广对照类推的学习方法。为了实验“国民学校”适用的“直接教学法”，1946年8月，教育处把原来的省立台北小学校改为“国推会”附设实验小学，完全用标准语教学，由从北平来台的有教学经验的教员，和教育部选派来台的“国语”专修科学生担任教学。从一年级起，作教法教材的实验，由王玉川常委负责指导，并编辑教材。

　　6、编印“国音”标准参考书。日本人编教的北京话的书错误较多，内地来台同胞“国语”各异，台胞感到莫名其妙。推行“国语”的急务是确立“国语”标准。“国推会”收集了政府历次公布的关于“国音”标准的文件和书籍，汇编成册，定名为《国音标准汇编》，由长官公署于1946年5月30日公布，作为全省推行标准“国语”的依据。第一辑业已编成付印。

　　7、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推广。教育处编印的“国民学校”和中等学校暂用“国语”课本有了注音表和注音本，民众“国语”读本，左注方音，右注“国音”。全省铁路的站名表、全省公路站名表、民营公司站名表、台北市街巷名称表，在10月间已由“国推会”标注完毕。除铁路各站名牌业已加注了注音符号外，其余则一旦更换新牌，到处可以看见注音符号跟汉字携用。

　　在“国语”推行中，人手缺乏，“国推会”成立时才12个人，从重庆、上海、厦门各地区陆续来的，到一个人，便开始一个人的工作。至1946年9月，才总算安定下来。完成了几种小册子和一种定期刊物《国语周刊》，其余的只是开了一个头。

　　台胞大都知道“国语”普及的重要性，努力学习“国语”，跟着收音机的每日“国语”教学来自我练习。要学好一种陌生的语言，文字并不容易，学校禁止教师用日语授课，因此学校的教师只能暂时采用本地方言。不过台湾方言不只一种，如教师用闽南语上课，则客家学生听不懂。

　　由于在学习上遇到多种困难，加上不满大陆一些军公教人员的低能，1946年4月，台胞学习“国语”的热情由热趋冷。大陆来台人员的“国语”各异，台胞莫名其妙。不得已，一些学校的“国语课”正常用“国语”讲授，台籍教师解释可以用闽南语或客家语，以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一些台籍精英建议，改革常用字及注音符号，供民众及“国民学校”低年级之用，“国语”闽南语并用

　　1946年5月，在台湾省参议会一届一次大会上，省参议员刘传来提“拟将台湾语暂并用作教育用语案”，理由：“查本省市民教育水准较内地普及，此次重归祖国，自应加紧文学归宗，励行国化教育；然以国内来台师资为数不敷，而推行国语运动亦非一载所能普及，鉴于目下各地实情，各级学校以国语教师人数不多，如欲专用国语教授，为事实上不可能之事，可否在此过渡时期，暂将台湾语参为教育用语，以免文化水准之退落。”办法：“（一）最近物理、数学、生理方面师资，似因国语不精，致甄选落名，望确立一定方针；（二）物理、数学、生理方面教员不拘国语，能否多采用本省人。”大会议决，“送请政府参考”。

　　台湾省参议员黄纯青提案建议“本省人应学习国语，外省人应学习闽南语”。教育处范寿康处长答复，肯定该提案“不无见地”，“国语为我国之唯一标准语言，迭经中央当局通饬全国普遍推行，务期统一”，“若能不断推行本国标准语言，普及全省不难指日可期”。“至外省人学习闽南语，固为沟通语言之双管齐下措施；但由政府明令实施，于法理上似欠依据，只能在舆论方面加以提倡。”

　　强制推行“国语国文”

　　长官公署希望台胞不可再习用日语。“从前你们是被日本政府压迫着不许习用中国的国语和文字，这当然可以同情你们、原谅你们。但如果你们今后老是动笔就用日文，动嘴就讲日本话，个人不以为耻，大家不以为怪，这便是安于奴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是万万要不得的。”对台湾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出生接触的就是日文，日文和中文不同，想在短时间内学好“国语”十分困难。

　　1946年9月14日，长官公署下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教育处调整各校学习课程，加重“国文”、历史、地理科目，强行规定每周学习“国语”课时数，要求新生入校先补习一学期语文、史地教育等。举办全省“国语”演说竞赛，举办公务员语文实习班，命令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将全省铁路、公路、民营公司站名牌以及台北市街巷名称，一律换成中文，并加上注音符号，以各种措施普及“国语”。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复原有姓名，并禁止民间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但是，台湾“国语”教师及课本缺乏，各县市中小学多由台籍教师教授“国语”。虽有采有“国音”符号者，然发音欠准确，约达三分之二。

　　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台胞均能使用日语日文，对汉字国语十分生疏。光复初，陈仪暂准报纸、杂志附刊日文版，要求台胞尽快摒弃日语日文，改习汉字“国语”。广大台胞多番指出该政策操切。

　　陈仪饱受日本文化的濡染，娶有日籍妻子，因痛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恨不能台胞一夜间洗却殖民色彩。他断然表示：“文官任用方面，希望文官考试以日文应试，这一点是办不到的。文官考试必须用国文。但如果目前因国文程度不好，文不达意，变通办法，可于卷后附加日文，以免阅卷者误解其意。……我们推行国文国语，必须刚性的，俾可增加效率。”

　　10月，长官公署“以本省光复已届周年，为推行国语、国文以及执行国策起见，特将本省各种新闻纸、杂志日文版撒除。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内所有新闻纸、杂志附刊之日文版，并令各县市政府遵照。”

　　陈仪此举严重堵塞了台胞的资讯管道，导致30余万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台胞，顿成文盲或半文盲。陈仪表示：“充实公务人员的能力：最要紧的是要公务人员能通晓国文国语。现在台湾的公务人员，本省籍的占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的公务人员，负责任，守纪律，服理从善，办事认真；而其唯一的缺点是不通国文国语，以致影响工作效率。为提高工作效率起见，必须使全省公务人员迅速通晓国文国语以充实工作能力。”

　　光复初期，新旧法令转变时期，台胞不谙内地各种法律，要遵照去实行，难免很不习惯，遇到做不好、做不通的事，就发出怨言。中年以下的台胞，大多不谙“国文”，不懂“国语”，和外省同胞感情隔阂，因语言上的阻碍而发生误解，一时无法补救。

　　依照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的建议，台湾的过渡期应为10年。陈仪曾表示：“本人到台湾后，拟先着重国语及国文之教授，务期达到使台胞明白了解祖国文化之目的，此项工作艰巨，然以本人在福建推行国语运动之经验而言，则此种工作在台湾省可望于四年内大部完成。”陈仪原想用4年，来摒弃日语日文，改用汉语汉文。鉴于推行中文遇到的阻力，陈仪采取强制措施，希望立竿见影。

　　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本省人与外省人经常产生误会。光复初期，台籍医师的“国语”水平较低，有一天一位军官受伤来到台湾大学附设医院求诊，一位台籍医师诊疗要说“你的病是很轻”，因发音不清楚，误说为“你是汉奸”，这位军官生气就打医师，此事后到警察局审判，始知发音的问题，消除误解，结果无事。

　　由于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切身体验，两岸人民对日本文化的感受不一。在中国大陆军公教人员看来，日本文化毒害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在台胞看来，50年日本统治，日本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亦有合理的成份。何况，要在一年内改用汉语汉文，实在是强人所难。

　　彻底铲除日本殖民文化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随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令：第一，要交响乐团演奏几首中国最有价值的歌，介绍给本省各学校，不要再唱日本歌；第二，要体育会尽量将中国式体育姿势介绍过来；第三，要赶快用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作材料，编成故事小说给青少年看；第四，不论机关学校，都以用白话文为主，应极力避免用文言及深奥的典故；查禁日本歌曲唱片，各机关、镇公所、各学校悬挂中国地图。

　　多位有过祖国大陆经验的台籍志士认为，关键在于台湾没有经历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和八年抗日战争。要想使台湾本省人与祖国大陆同胞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彼此包融，必须改造台湾的文化。他们成立了“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号召台胞认识新时代、新环境，树立新意识、新生活”，自己是祖国不可缺的一分子。

　　经过“二二八事件”的重创，陈仪等人深感，光靠武力，虽可平息“二二八事件”，但根本还在于台湾的彻底中国化，要让台胞使用汉语汉字，穿中国服饰，读中国书，吃中国菜，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大陆同胞互相往来。陈仪等人意识到，此举必须从娃娃抓起，因此，强制中小学生使用“国语国文”，禁止使用日语，甚至连闽南语、客家语都不准使用，加强对中小学学生的中国历史与地理知识的灌输，宣传中华传统文化。日本衣服、饮食、书籍、建筑、礼节等等，都在禁止之列。

　　殖民地回归母国后，广大民众在精神层面上的变革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仪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坚决铲除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文化，变日语日文为中国的语言文字。这些做法对台湾青少年影响深远，其成效逐渐显现。今天台湾民众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练使用中文写作，与一批祖国大陆来台的中小学中文教师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