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回顾台湾“光复”初期的中华文化建设

【两岸快评第174期】

　　日本殖民文化的毒害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长达50年之久，影响了台湾两代人。日据时期，台湾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儿童就学率逐渐升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台籍儿童从1920年的25%提高到1943年的71%。从教育的普及，教育设施的增加，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观标准来看，与中国大陆相比，日据台湾教育有一定正面作用。

　　必须指出，台湾总督府发展教育，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

　　一是，从教育目的看，台湾总督府大力发展初等教育、职业教育，为了培养可供日本殖民者榨取的中下层技术工人，导致台籍学生得不到全面教育、健康教育。在小学教育上，日本殖民者推行同化教育，灌输日语及日本文化。中学教育，着重职业技术教育，防范台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是，从教育的内容看，台籍学生得不到中华文化的教育，代之以日本文化，使台湾人变成为日本忠实的奴仆。为了升学求职，台湾青少年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日语成为他们获取新知识的重要工具。

　　三是，从教育的体制看，推行不平等的差别教育，台籍学生遭到差别待遇，缺乏教育均等机会。在小学教育中，专收日籍儿童的小学校相对于专收台籍儿童的公学校，师资力量较强，经费较多。教育程度的差别一直存在。

　　四是，从培养高级人才看，日本殖民者限制台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徒使其能做而不能思。1928年，台湾总督府创设台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大教师及学生中日本人占多数，台籍学生主要学医，攻读法政、理、工、农的人很少。1944年，全校台籍学生共有85人，医学部台籍学生高达80人。

　　陈仪决心铲除日本殖民文化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年3月中旬，蒋介石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

　　陈仪在福建省主席任内，组织人员，对日据下台湾展开大规模考察，并于1935年10月亲自赴台考察，是国民党高层官员中少有的“台湾通”。陈仪在肯定日本治台有若干长处的同时，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陈仪指出，收复台湾以后，必须消灭殖民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1）彻底铲除过去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凡是台人，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均等。对于高等教育，不但使一切台人，均有机会受教育，而且须充分发展”。“（2）日本化的教育，必须铲除。收复台湾以后，使学生学习“国语”，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学生发展国家思想，与民族意识，是教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

　　对台湾总督府体制、统制经济、技术法规、农业改良，陈仪认为有可取之处，可为我所用，而日本教育、文化则是毒害人，必须彻底铲除，而不是容忍其存在。

　　1945年3月，陈仪等人草拟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通过审核，主要内容有：“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关于接管台湾教育的大政方针，陈仪做出了初步规划，决心将中华文化和教育推广到台湾，彻底铲除日本殖民文化，废除歧视性的殖民地教育，造福台湾人民。

　　台湾教育的祖国化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架构。

　　11月3日，陈仪在第一次孙中山纪念周谈到台湾的施政方针：“施政方针，分消极积极两方面，消极方面，在解除人民的痛苦。”“积极方面，在根据三民主义，为人民谋福利的增进，要做到这，途径很多，我今天先举其最重要者：第一，增加台湾同胞受教育及服务的机会。”“我在福建时，主张教育机会平等，工作机会平等，现在对于台湾，亦要实行这个主张。一面增加台胞受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尤其要增加学生。”

　　重建台湾的工作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重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使台胞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化的心理层面较为保守，是文化的灵魂，变革的幅度与难度超过了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教育的重建是实现心理建设的最主要的途径。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可分为三个时期。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为接收时期，长官公署建立教育行政机构，指定接收教育机关，设法使各学校继续上课，确立台湾省教育方针，作为重建教育的依据。1946年4月至7月，为调整时期，台湾省教育处依照既定方针，从事调整及推进台湾省教育的准备，开始变“皇民化”教育为祖国化教育。1946年8月至12月，为祖国化教育的实施时期。

　　台湾省教育方针一反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推行“中华民国”教育政策，主要内容是：1、阐扬三民主义。就教育职能而言，发扬民族精神，培养国民道德，训练自治能力，增进生活智能。2、培育民族文化。台湾文化属于世界性的有相当的成就，但属于中华民族性的却未得到发扬，培育工作乃当务之急。3、实施教育机会均等。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实施教育机会均等以满足台湾省学子求知愿望，实为教育的大政方针。

　　各级教育的重建

　　1、初等教育

　　学制改革，废除了不平等的日台双轨制。台湾省教育处第三科接收“国民教育部”及下属学校，计有“国民学校”1099校，“国民学校”附设高等科254所。其中属于各州厅的，由各州厅接管委员会接收。属于各市的，由各市政府接收。属于各师范学校的，由各师范学校接收。还有“国民学校”的分教场，及少数民族的教育所，接收后改设“国民学校”，讲授同等课程。“国民学校”的高等科为日人限制台籍儿童升学的特殊设施，接收后全部停办，增设县立初级中学。“教育处”规定“国民学校”的校长一律由中国人担任，积极甄选师资，以补充日籍教员的缺额；清理教育款产，改正教育设施，订定划一办法，使台湾省教育措施渐趋合理。

　　1946年8月，根据“教育处”第三科的统计，台湾省共有“国民学校”1048校，班级13524级，学生890597人（其中逾学龄的学生15429人），教员14859人。全省学龄儿童1062527人，其中已就学的875168人，占82．37%。失学的187359人，占17．63%。

　　课程调整。光复后，“教育处”通令废止不合理的一、三号课程表，改订台湾省暂行课程标准：1、“修身”改为“公民”，“理科”改为“自然”，“习字”并入“国语”，“工作”改为“劳作”，废除“武道”一科，清除皇民化、武士道的内容。2、“国语”、“国史”、地理的名称照旧，但其内容改采中国语言、史地，教学时间较“教育部”颁定标准略有增加。3、农、工、商、水产及家事等科为旧制的优点，仍予保留。农、工、商、水产由五、六年级学生任选一科学习，家事由高年级女生修习。4、自然科学时数照旧。

　　教材更新。台湾“国民学校”最初使用暂行课程，使科目名称与教育部颁定标准一致，使对中国文化陌生的学生加速认识祖国。为因应台湾所订的暂行教学科目及时间，以适应接收初期的特殊需要，台湾“国民学校”无法采用“国定本”和审定本，长官公署特设“国民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负责选择与编订学校教材，限于人力、物力、财力，仅重编具有民族精神的“国语”、历史、地理科目，余采翻印、翻译、选用等方式因应：1、编印。1946年8月，由教材编辑委员会编辑，“教育处”出版了《初高级小学国文》、《高级小学历史》、《高级小学地理》，1946年3月份出版了《初级小学常识》等。2、翻印。“国定本”小学各科课本，可适用于台湾省者，选定翻印，另编补充教材以应需要。3、翻译。整理及实用科目由日据时期的旧课本，择要翻成中文并酌予增删。4、选用。选定各书店出版的适用审定本，商请原出版书店运台销售或由教育处代购分发。

　　台湾省编译馆计划编写的教科书有：光复初等小学教科书，如“国语”、常识等；光复高小教科书，如“国语”、历史、地理等；光复初中教科书，如“国文”、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光复高中教科书，如“国文”、中国地理、国学概论等。

　　以台湾省编译馆编写的初级小学适用课本《国语》为例，第一篇课文是《我们是中国的少年》，全文如下：“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民族复兴的责任，放在我们的双肩。伟大的时代，给我们严格的训练。我们的身体，象狮子一样的健；我们的意志，象钢铁一样的坚。只知挺进，不知苟全。没有畏缩，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争世界的正义，求民族生命的绵延！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我们是中国的少年！”台湾儿童自幼背诵此类课文，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他们的中华祖国意识逐渐型塑起来。

　　台湾“国民教育”的方向，一是普及“国语”，使台湾青少年能够会说“国语”、会写“国文”，二是重新认识中华祖国，了解祖国史地，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尽管任务非常艰巨，毕竟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2、中等教育

　　接收中等学校。日本人统治时期，中等学校有公立中学校18所，高等女学校20所，实业学校25所，总计公立中等学校63所。台北市区就有11所。光复后，接收工作开始，台湾省教育处在学校行政及经费方面订定《省立各校接收须知》及《新任校长接收须知事项》，作为接收人员前往接收的依据，接收人员对于校产及经费必须点收清楚，列册报核；对于日籍人员的征用必须依法办理；对于学生的课业必须照常维持；对于不合国情的教育环境必须立即撤除，重新布置。

　　课程调整。把每学年分为三学期调整为二学期。1946年2月1日至7月31日为1945年度第二学期。初级中学分三学年，一年二学期，每周教学总时数31学时，教学科目有公民、体育、童子军（改授“国文”）、“国文”、算学、自然科学（博物、生理及卫生、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改授“国文”）、图画（改授“国文”）、音乐、选修时数（改为必修英语）。其中，一周“国文”6个学时（第一学年），第二、三学年改为5个，加上童子军、劳作、图画的各2个学时，共计有12个学时，加强对“国语”的学习。英语有3个学时，算学有3个学时（第一学年）、4个学时（第二、三学年）。史地二科教学总时数，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占六分之五，外国史地占六分之一。

　　高级中学分三学年，一年二学期，每周教学总时数31学时，教学科目有公民、体育、军事训练或家事看护（改授“国文”）、“国文”、外国语、算学、生物、矿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改授“国文”）、图画（改授“国文”）、音乐。其中，第一学年，“国文”5个学时，外国语5个学时，军事训练或家事看护3个学时，劳作2个学时，图画1个学时。一周“国文”实为11个学时。

　　教材更新。初高级中学课本，教育处规定一般用部颁教材，如初中“国文”乙种6册，七联处出版。不同处，初级“国语”文选，甲种一册，教育处出版；初中“国文”乙种6册。初中中国史，甲种4册，周予同主编；初中中国史乙种3册，教育处出版。高级“国语”文选一册，教育处出版。

　　中华文化教育影响深远

　　陈仪团队对台湾总督府的行政体制、统制经济采取了吸纳、维持的方针，而对台湾总督府的教育政策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去除殖民教育，强力推行祖国化教育，变革较为彻底，对台湾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积极作用十分明显。

　　一是，台湾青少年开始接受祖国化教育。由于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很少，这对他们是极大的伤害。台胞回到祖国的怀抱，接受中华祖国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国民。长官公署采取强制手段，大力推行祖国化教育，将中国战时的教育体制全盘移植到台湾，增加“国语”、中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课时、内容，使台湾青少年努力认识祖国、了解祖国，迅速接受与大陆青少年相同的教育，身心早日与大陆青少年一致，开始了解中华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土地、坚韧的人民，逐渐融入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真正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二是，台湾青少年开始学习“国语国文”。长官公署强力推行汉语汉文，增加中小学“国语”课时、内容，大力推广“国语”，以强制手段限制、甚至禁用日语，开始普及“国语”，逐渐使台湾青少年能够会说“国语”、会写“国文”。这对台湾青少年认识中华祖国非常关键。

　　三是，台湾青少年终于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陈仪团队同情台湾人民的不幸遭遇，视台胞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废止歧视性的殖民教育，中国的全民教育、“国民”教育、公平教育制度得以在台湾落实，开始推行小学6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3年制、大学4年制的学制，课程、课时、课本与大陆渐趋一致，台湾学生求学不再受到性别、出身、地域的限制，可以自由选择学校、专业。

　　四是，台湾省高等教育获得长足的进展。陈仪团队大力发展台湾的高等教育，以服务新台湾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长官公署及教育部改设台湾大学等高校，扩大系科，发展人文专业，培养台籍师资和学生，努力为台湾培养全面发展的中高级人才，台籍学生入学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专业的限制、种族的限制，获得了均等的高等教育机会。台湾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发展、良性发展。

　　在充分肯定“光复”初期台湾祖国化教育的前提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台湾教育接收与重建中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重建台湾教育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与台湾的政治机构、厂矿企业的接收与重建相比，台湾教育的接收与重建更为复杂、艰巨。陈仪团队来到台湾，迅速实施教育的重建，强硬推行各项政策，不顾是否可行、能否推行，急于求成。台湾人民在思想上与感情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一种早已习惯的教育体制与内容，去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体制与内容，有些无所适从。

　　二是，准备不充分。限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因战后各地需求人才，自大陆赴台的中小学教师为数甚少。因推行“国语国文”、中华史地的教育，急需一大批这方面的专才，缺乏中小学教师、教材，短期内使祖国化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大打折扣。

　　以教材为例，中国大陆“国民”学校课本一律采用“国定本”，各中学除采用“国定本”外，酌量采用各书局审定本，台湾省以此为原则，统一“国民”学校课本。中学课本拟采用“国定”及书局出版的审定本。

　　因台湾情形特殊，“国定本”及审定本不适用，由“教育处”另行编印，以应需要。由于未做好充分准备，教材缺乏，1946年初，台湾各“国民学校”课本多不一致。教科书卖价过高，增加了贫寒人家的生活负担。

　　日语作为一种学习西方文明的工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汉字古文并不易学，加上缺乏高水平的“国语”教师、教师水准不一。因缺乏教材，“教育处”不得不沿用一些日据时期的旧教材。台湾人民从日本文化系统突然被迫接受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面临着种种碰撞与不适，又遭到“奴化”等负面看待，心中不免产生抵触情绪。这种缺陷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暴露出来。直到1949年大批大陆技术专才撤往台湾，才完全解决了中小学教师的师荒问题。

　　三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负面导向。陈仪团队在台湾推行祖国化教育，在制定新的教育方针、组建教育机构、编选教材、选聘师资等方面，有意无意中都是在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为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服务，带有浓厚的国民党党化色彩。以国民党“教育部”编选的教材为例，充斥着“三民主义”、“总裁训词”、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夹杂着反共、反人民的说词，有鼓吹封建陈腐的内容。台湾青少年在思想意识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从小接受“反共宣传”，固然可以学习中华史地，也受到国民党政权的误导，不知道在祖国大陆，除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外，还有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指明了新中国的正确发展方向。（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