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汉字的简化与繁化
古代的繁简变迁
汉字属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甲骨文由图画发展而来，即象形字，描绘事物形象的精细和粗略就产生了简体与繁体之别。简体字，相对繁体字而言。一个汉字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形体，这几个形体笔画多的叫繁体字，笔画少的叫简体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至小篆，字体逐步变为以线条符号为主，字形逐渐固定，由简趋繁。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文字不一，阻碍交流。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文字统一的重要性。《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诸侯国文字，确立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规范化字体。文字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各种事务与日俱增，为了使文字更为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汉字字数不断增加，新词层出不穷。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至清朝初年，《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汉字由简至繁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过程，不断累积，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学习、书写难度随之增加。
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简化汉字应运而生。西汉以来，隶书逐渐取代篆书，以简驭繁。南北朝至隋唐，楷书、行书、草书渐兴，繁简结合。但篆书不是甲骨文的简化，楷书不是隶书的简化，而是增加笔划，继承创新，予以繁化，丰富美感。
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简体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现在日常使用的简化字，如“万、无、善、法”等，已见于北魏《龙门二十品》。
汉字字体总趋势是从简趋繁、从繁至简，不是简化否定繁化，或繁化否定简化，而是共生共存，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汉字的形式与内容，绝非越简越好。
隶书取代篆书，但篆书没有消亡，仍在使用。东汉后期，隶书完全成熟，但篆书的正统性、权威性仍然维持，《西岳华山庙碑》、《尹宙碑》、《张迁碑》、《鲜于璜碑》、《西狭颂》等汉碑的碑文使用隶书，但碑额仍书篆字。唐朝楷书经典《颜氏家庙碑》，碑文为正楷，碑额为篆书。一直至清朝，皇家碑文多使用楷体，碑额多使用篆字。自西汉至晚清，历朝玉玺使用篆字。民间治印，使用篆字为主，称为篆刻。
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推行汉化，魏碑楷体渐趋成形，但《孝文帝吊比干文碑》碑文用楷书，碑额仍用篆字。对于新生的楷书，王公贵族看法不一，有所保留。东魏、西魏对峙，出现复古潮流。北周《华岳庙碑》使用隶书，杂以楷书，七隶三楷，饶有古意，别具一格。
唐朝开元盛世，楷书趋于成熟，基本定型，成为日常书体，为大众接受，但唐玄宗推崇隶书，追慕两汉，泰山封禅，撰《纪泰山铭》，“稽虞典，绎汉制”，昭告天下，用隶体大书，刻石勒碑，历经千年风霜雨雪。嵩山巨碑，《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徐浩隶书，神采飞扬。
古代简化汉字，用行草书，主要是为了增进书写速度，节省时间，在一定范围内传播，通用字体仍然是楷书。明朝、清朝，宋体字普通使用于雕版印刷。
简化字普及基础教育
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些知识精英反躬自省，开始在文化层面上探寻积贫积弱的原因，废除科举、改革文字成为一种取向。
汉字不仅是语言符号，亦是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1902年，维新志士吴汝纶赴日本考察，遍访各界贤达，虚心求教。日本教育家小村俊三郎指出，“变法必先变俗，变法属政事，变俗关教学”。古城贞吉劝告：“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移易风俗，圣贤犹难，五方交通，学有长短，如废贵国之文学，则三千年之风俗无复存者，人则悉死，政则悉败矣。是故英国有保守党，以制西人之趋轻浮狂简也。”章太炎传播国学，告诫学子，“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赤子之心，忠言逆耳。
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不为所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改革汉字的呼声升高。近现代中国的简化汉字，不仅仅是简化笔划，更有奇想，视汉字为腐朽落后之物，必欲去之，实现拼音化、拉丁化。甚至有学者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已超出文字改革、简化汉字的范围，是要革汉字的命。
1920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推广简体字。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社会各界对此贬褒不一，文字简化的方案被迫搁置。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读书人从秀才考至举人、进士。传统汉字仅为少数人掌握。所谓的书同文，仅限于知识阶层。大部分农民不识字，为文盲。至1949年，中国大陆约4亿人，文盲率大约为80%。对工农大众来说，汉字确实是字多、形多、读音多，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
以高玉宝为典型的劳苦大众，出生贫寒，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辈朝天，劳其一生，为温饱奔波，被愚弄、被嘲讽、被欺压，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年幼的高玉宝哭喊，“我要读书”，是亿万工农大众心灵深处的呼唤。高玉宝们不识字，绝非愚不可教，亦非汉字如何高深，而是缺乏求学的起码条件。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针。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扫除文盲是当务之急。将一部分汉字简化，降低难度，有助于工农大众在短期内，学习约2000个汉字，初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全面推行简化汉字。
根据各地使用情况，这个方案略有调整。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收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954个简化字，共2238字。简化字主要有两种，一是简体，多从俗字、古字、草书中演变而来；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
大多数简化字有其由来。传统汉字，如“農、窮、讓、藝、曬、傷、鐵、為、衛、無、鬱、憂、總、雜、鑿、邊、幣、龜、機”等，予以简化，可以降低识别难度。
但亦有个别简化字值得商榷。多个偏旁简化为“又”，例如，将“漢”简化为“汉”，“權”简化为“权”，“僅”简化为“仅”，“難”简化为“难”，“勸”简化为“劝”，“歎”简化为“叹”，“對”简化为“对”，“觀”简化为“观”，“雞”简化为“鸡”，“鳳”简化为“凤”，“戲”简化为“戏”，“樹”简化为“树”。如此频用“又”字，无从类推，易致纷歧。
总体上看，中国大陆推广简化字，使几千万民众在短期内认识了一些汉字，普及了基础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成效卓著，功不可没。文革期间，工农子弟学习简化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简化汉字，主要为了降低难度，亦有一减再减之念。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简化汉字853个，引起广泛争议，不久叫停。
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意愿，1986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第二套简化字方案，“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中国大陆的简化字运动，经20余年的实践，终于告一段落。
繁简应该适度
汉字对东亚地区影响深远，古代朝鲜、越南、琉球等国普遍使用汉字，作为官方语言，日文源于汉字，加以改进。
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部分改革人士就主张废除日文，用西方字母文字代之，首先废除日文中的汉字，遭到抵制，未能如愿。几经反复较量，日本民众终于捍卫日文的正统性，继续使用传统汉字。
古代朝鲜取法中华文化，士绅以使用汉字为荣。日本对朝鲜推行殖民统治，推行日语，没有废除汉字。战后南北朝鲜相继独立，去殖民地化，废除日文。韩国部分人士反对继续使用汉字。1970年，韩国政府开始下令，所有政府公文、书籍、报刊杂志等，不得使用汉字，一律使用朝鲜本国文字。此种操切做法虽有助于朝鲜文字的普及，却使韩国文化发生断层，一代知识精英无法阅读朝鲜古籍，难以传承民族文化。中国大陆迅速发展，又丧失了一门非常实用的外语。30年后，韩国朝野反思废除汉字，追悔莫及，鼓励年轻一代重新学习传统汉字，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
文字改革的过程，也是文字损失的过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从文言文至白话文，从五律七律至自由诗，从传统汉字至简化字，降低了学习中文的难度，但也不应忽视其负面效应。由于缺乏传统汉字教育，在中国大陆，即使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民众，看旧版四书五经如读天书，进博物馆不能欣赏古代的书法绘画，访名胜古迹读不通对联长文，登三山五岳难以辨识摩崖刻石，面对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文化，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望字兴叹，徒唤奈何。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传统汉字有笔划少的字，如“一、乙”等，一笔字，可谓至简，亦有多笔划字，如“龍、龜”等。繁简只是相对而言，过简则不易区隔，过繁则不易识别。
鉴于汉字字数不断扩弃，难度一再增加，采取简单化的做法，一简再简，就会致一部分汉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已经背离了普及文化的初衷。
汉字亦非愈繁愈好。笔划过多，不易学习，如入迷宫，不知所措，书写亦有困难，故有俗字、行草，予以简化。狂草一般限于专业人士，大众很难识别，作为一种艺术，有其存在价值，但对于社会大众，识别难度超过传统楷体字，增加了繁化程度。繁简必须适度，寻求平衡点。
对于推广、普及简化字，中国大陆行政部门立场坚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巩固。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明确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2018年底，中宣部推出大型政论片《我们一起走过》，使用毛泽东行草手书作为标题，“过”书为“過”。“学习强国”平台上线，直接使用毛泽东行草手书“學習”两字，成为“學習强国”。2019年1月，政论刊物《旗帜》直接使用毛泽东的行草手书“旗幟”。
毛泽东的草书龙飞凤舞，气势雄健，将汉字的宏大气象推至新的境界。而对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因未系统学过传统汉字，识别行草“幟”、“過”、“學習”，有些难度。
文化自觉与“一国一字”
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字约13000个，大陆的简化字总共2238个，简化字占通用规范汉字约六分之一。两岸四地使用的汉字，约六分之五一致，共同处居多。从识字率、使用汉字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至现在，在全中国范围内才基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简化字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版《新华字典》封面，“新华字典”用简化字，手书“商務印書館”则有3个繁体字。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封面，“商务印书馆”用简化字，手书“現代汉語詞典”则有3个繁体字。《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对所有简化字，均附有对应的繁体字，为从学习简化字至繁体字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大陆，中小学生人手一册《新华字典》，大学生多备《现代汉语词典》。一部分学生通过查阅这两部字典，经常阅读中华书局旧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史记》、《汉书》，可以基本解决阅读传统汉字的问题。书写传统汉字则因人而异，个人之间交流会出现，但较少。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人民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扫除文盲。高玉宝的后代已不再满足了简单的初等教育，从“我要读书”，到“我要读好书、古书”，提高文化层次，成长为知识精英。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一些精英人士主张废除简化字，恢复传统汉字。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如此做法，将使60岁以上的老人成为半文盲，不利于他们安度晚年。要求40岁以上的民众再去学习传统汉字，存在现实困难。这批人占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50%。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断然废除简化字实不可取。
中国大陆的行政管辖权尚未及于台湾地区。中央政府根据特别行政区法，承认香港、澳门使用传统汉字。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台湾、香港、澳门仍将继续使用传统汉字。
两岸四地的人民币、新台币、香港币、澳门币，均使有传统汉字“壹、贰、伍、拾、佰、圆”等，不约而同，基本一致。中国大陆规定，货币的准确数字必须书写传统汉字。“一国一字”在货币版面上已基本实现。
在中国大陆恢复传统汉字的学习，对于约2000个繁体字，是一个增量学习的过程，考虑到难易、文化程度等因素，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分地区、分职业、分年龄，循序渐进。
高玉宝一代渐渐远去，高玉宝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作者建议，推广传统汉字，要从娃娃抓起，传统汉字要进课本、进课堂，先从常用字做起，在近10年内，鼓励中小学生能够认识约500个常用繁体字。由少至多，由易至难。
对于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特别是中文、历史、哲学专业的人士，应能够熟练掌握传统汉字，阅读古籍，如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是从事专业学习、研究的最起码要求。
对于国台办、统战部、台盟、台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要求能够认识、书写传统汉字，以便于开展实际工作及对外交流。
一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如西安、洛阳、苏州、杭州，可以鼓励广大市民学习传统汉字，积累经验，稳步推广。其他城市可以适当借鉴。
简化字作为规范汉字，在书刊杂志、新闻媒体、政府公文照常使用。但在特定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可以使用传统汉字，如撰写论文、研究报告。由民间组织召开的关于中华文化的学习研讨会，可以使用传统汉字于海报、会标、会议手册、论文等。
毛泽东的手书，如“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日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新華書店”，家喻户晓。对于“讀書學習、寫詩賦詞、漢語復興、農業豐產、龍飛馬騰、國懷憂樂、長壽時間、親愛遠鄉”等几十个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传统汉字，可集古代碑帖楷书，用于书报杂志等媒体的大标题。这在现有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有先例可循，评估效果，从长计议。
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并没有引起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对，因从繁体字至简化字，是一个减量过程，降低了书写的难度，不存在太多困难。
随着两岸四地交流的不断深入，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年轻人，在继续使用传统汉字的过程中，也应学习书写简化字，这对于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有其必要。而且，这些简化字，许多是传统汉字的行草书，多掌握一些书写手法，可以增长见识。
汉唐往事，百年迷津。物换星移，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知识精英正在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岸四地惺惺相惜，相向而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年轻人做起，逐步实现全中国范围内的书同字，共同传承古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