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风雨路：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国新时代的起点，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四十年走过的那段风雨兼程的历史时，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打破坚冰、跨越鸿沟，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决断和排除万难的果敢勇气。
一、中美“坚冰”非一日之寒
1949年至196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间，中美关系是以敌视与对抗为主色调的。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遏制、军事上围剿、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国政府的政策则是针锋相对：“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语）其间，中美两国甚至还直接兵戎相见，在朝鲜打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热战。对于这一段中美关系的历史，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了这样的概括：“二十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
但坚冰之下仍然不乏涓涓细流。早在1949年春，当美国眼见它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曾一度试探与新中国打交道的可能性。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其他各国使节随同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立即走掉，而是滞留南京，寻求与中共接触的机会。
当时，中共方面作出的反应也是积极的。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表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随后，中共中央派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中共欢迎他去北平会晤的意见。但美国一方面想通过同中共接触，保持其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立即与蒋介石政权一刀两断，终于与新中国失之交臂。这件事虽未成功，却也表明，中美从一开始就曾寻求过建立正常关系的途径。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期，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为此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专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由此开启了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进程。
纵观1949年至1969年的中美关系，两国陷入长期纷争，美国军事介入并干涉中国内部统一事务，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美两国围绕着台湾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新中国从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之日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并一再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而美国政府则武力插手台湾问题，把台湾视为其部署在远东的用以遏制中苏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并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分离中国。台湾问题遂构成了中美之间难以改善关系的巨大阻力。
二、“解冻”的契机
历史进入1969年，中美“坚冰”开始显露出融动的迹象。当时国际局势发生三大变动，促使中美两国领导人着手解冻中美关系的历史契机出现了：原来的“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松动，中苏冲突明显加剧，直至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珍宝岛爆发武装流血事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旷日持久的越战激化了美国国内的矛盾，遍及全美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实力严重削弱，开始处于劣势，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威胁；与此同时，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之第三世界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使二战以来美苏主宰国际事务的地位发生动摇。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份备忘录，主张“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此后，美国开始着手研究新的对华政策。
1969年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发表一篇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讲话，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对华政策。尼克松提出一个惊人的见解，他认为，苏联是更具侵略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击垮，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在密切关注美国每一个微妙变化的同时，也在考虑调整对美政策。对于尼克松，毛泽东早就开始注意了。1967年，尼克松准备竞选总统时曾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越战之后的亚洲》，其中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要改变对华政策。为此中国开始进行相应准备。1968年11月25日，就在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后的不到三周，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建议双方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是中方对美谋求和解所采取的第一次主动行动。接着，对于尼克松的就职演说，毛泽东不仅亲自过目，并且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尼克松这篇演说中向中国发出的信息，通过《人民日报》开始向更大的范围传播。
三、四位老帅的“隆中对”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爆发，更加快了中美相互接近的步伐。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要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开务虚会”，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看法和建议。这一行动表明，中国领导人正在进一步思考如何打开战略僵局这一重大问题。周恩来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的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6月7日下午，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成武殿开会。陈老总讲了开场白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发言。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老总和徐帅都是68岁。从6月7日到7月10日共进行了六次讨论，并写出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周恩来。在此报告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10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从7月29日到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讨论，写出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报送总理。此报告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分析，“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老总又提出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他说，中美华沙会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四位老帅给中央的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四、中美华沙初试啼声
1969年9月9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即将返回华沙的美国驻波大使斯托塞尔，要求他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以便建立联系尽快恢复华沙会谈。12月3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斯塞托尔与中国驻波临时代办雷阳不期而遇。斯数次想接近雷，雷一再借故回避。斯后来急了，追着对雷说：“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转达”。后来，雷阳得到国内的指示，即于12月11日，邀请斯到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双方确定正式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6日，双方先后举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会谈。在这两次会谈中，美国大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对“美台关系”，美有协助保卫台澎的义务，但并不妨碍海峡两岸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不仅愿意讨论台湾问题，而且愿意讨论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中国代办在发言中表示，只有严格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中方提出如果美方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雷阳和斯托塞尔的两次会谈使中美关系取得两点重要进展。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中国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的灵活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二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都希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直至美国特使访问北京。
五、中美外交的“倒春寒”
正当中美关系准备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却遭遇到一场“倒春寒”。1970年3月印度支那局势再趋紧张。美国在金边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颠覆西哈努克亲王政权。5月美国又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扩大印度支那侵略战争。中国即宣告中断华沙会谈。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严正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刚刚起步的中美接触似乎又走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然而，对于有远见的政治家而言，越是在复杂的情况下，越是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中国方面虽然激烈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扩大印支战争，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仍然留有余地，以待日后逐渐恢复两国的相互接近。这也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的高明之处。
六、拨正航向重新出发
1970年6月美国决定从柬埔寨撤军。10月1日。中国再次向美国发出一个和谈信号。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表示“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10月初，尼克松也借《时代》周刊表示了访华的愿望：“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要做，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尼克松的这一设想在1970年10月底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管道开始实施。
1971年3、4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给正待突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策和周恩来细心周到的接待，引起了外交旋风，“小球转动了大球”。美国方面迅即做出反应，就在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当天，宣布了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的五点政策措施。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发出一个重要口信，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随后，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于4月29日、5月17日和22日，连续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同意派基辛格同周恩来或中方高级官员举行秘密预备会议。中美关系开始走上一个新的节点。
七、“波罗”行动和尼克松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以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行动方式，开始其访华行程。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26日召开会议。一个新的对美政策正式、全面地确立起来。中央政治局认为，在中美关系以及与相关的台湾问题等，中国应掌握和坚持以下原则：1、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的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2、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涉。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3、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4、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活动。如美国欲与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7、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到此事，在美国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8、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与以前的政策相比，这八条原则除重申以往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外，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三点：一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正常交往的先决条件。二是在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强调力争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认真加强对台工作。三是初步提出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机构的设想。这是一个富有建设性意义的重大政策变化。
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六次、11个小时的会谈。为了取得满意的成果，周恩来事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除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和了解美国情况外，还对尼克松、基辛格本人的政治见解、个人经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都有了详细研究。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基辛格表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向基辛格提出要想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那就是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的这番话既坚持了原则，又充分考虑到美国、方的难处，没有坚持要美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次会谈总体上是顺利的。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我们各自陈述了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如下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的发表震动了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界。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此行是具体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商谈尼克松访华公报问题的。基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周恩来选择了前者。
来华前基辛格班子起草了一个公报初稿，并经尼克松批准。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不能接受”。“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言语掩盖分歧，用公报来伪装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
台湾问题仍是会谈的主要障碍，双方谈判异常艰苦，最后，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公报中的台湾问题措词就这样解决了，中美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
1971年10月正当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时，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决议。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他，和他一起“吹哲学”。尼克松很清楚，要同中国改善关系，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台湾问题。因此，他在周恩来会谈一开始就首先表明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正式重申了他处理这一问题的五项原则：1、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3、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5、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他强调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做出最终从台湾撤军的承诺，表示将努力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为日后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
八、停滞与曲折
1974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与曲折的一年。中国国内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中国外交工作受到巨大冲击和破坏。周恩来的病情也在不断恶化。美国国内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动，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
福特就任总统之后，曾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在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4年11月，福特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当时周恩来因病住院，由邓小平同基辛格会谈。基辛格向邓小平解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难处：一是美台间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内亲台势力影响很大。并提出两条建议：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湾的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十分显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明显倒退。
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倒联络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中国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要以“三个条件”为前提，即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断交”、撤军、废约之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这是中国的内政。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1975年12月福特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中美邦交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大选以后，也就是他第二次当选总统以后。很遗憾，福特的这一设想由于他竞选失利而被耽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局在1976年也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月，周恩来逝世。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此后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政局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未能如期实现。
九、小平决断，中美关系“柳暗花明”
1977年，中美国内政局再都出现重大转机。这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重要职务。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成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的基础。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2月8日，他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时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中美关系正常化。”
然而，卡特政府执政初期，并未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放在十分优先的位置，而是忙于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性武器会谈，追求美苏缓和。对苏谈判几经碰壁后，才重新回过头处理中美关系。
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执行“探索性使命”。当晚，万斯即与黄华外长作了非正式交谈，次日举行正式会谈。在正式会谈中，万斯表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基础，既不会损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触继续下去，则总统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万斯带来的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使团。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并要求中国公开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能采取别的方式。
8月24日下午，复出刚刚一个多月的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他向客人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首先就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批评美国的妥协政策，接着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解决。老实说，按日本方式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第一，是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
万斯访华虽然一无所获，但邓小平的谈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对卡特总统产生积极影响。
1978年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与万斯不同，布热津斯基强调中美战略关系。第二天，当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时，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表示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遵循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他强调：“在‘断交’之后，我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将继续。”关于三个原则，他郑重地说：“我奉命向你确认，美国将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也做出积极反应。他强调，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愿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邓小平还意味深长表示，在贸易问题上，对待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取得了成效。双方约定从7月起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代表分别是黄华和伍德科克。同时在华盛顿双方保持接触，不断会晤，就战略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技术细节交换意见。
十、六次谈判，波折不断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建交谈判从1978年7月5日正式启动，一直到12月4日，双方一共进行了六轮谈判。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及美方要求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7月5日，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部长黄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及其参赞。伍向黄华递交了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1、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发生；2、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3、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4、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他还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只谈一个问题，达成协议后再进入下一个问题。黄华则重申了中国同意建交的原则立场。
7月14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针对前次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黄华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这两次会谈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内容。
此后直到9月，中美建交谈判又连续举行了4轮会谈，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过大，没有取得成果。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9月19日，卡特在白宫首次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卡特说，1978年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现在，接近于完成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3条件，希望中方也照顾到美方的政治需要。他说，美方需要照顾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二是美方要表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是他理解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关切。卡特说，华盛顿将会避免向台出售“进攻性武器”。柴泽民指出，对卡特总统的这个表述，中方有异议。卡特再次表明，希望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他的讲话。最后，柴泽民向卡特表示，将把美国总统的谈话内容马上报告国内。事后柴泽民回忆：“在我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历程中，与卡特的这次会谈，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国领导人交了底，双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谈判的进程。”
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他在10月25日会见日本记者时有意把话题引向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他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台湾问题，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
邓小平的谈话很快有了回音。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大使，强调卡特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实现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好时机。中美双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问题作出决策，美方希望明年的国会一开始先辩论中美关系问题，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将列入议程，中美关系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
柴泽民认为，这个信息的确是重要的，迅即向北京作了汇报。
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中美建交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基本打出美方底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当天，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邓小平审阅了美方的草案和柴泽民发回的与美方的会谈记录，当即作出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他在11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他特别强调：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十一、邓小平一锤定音，开启新页
这时的北京正有一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会议在等待他。这就是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重要的会议恰好与中美建交谈判最后进程相重叠。尽管外交事务不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但由于中美建交谈判正在此时进入了最后和最关键的时刻，国际关系亦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进程中专门讨论了中美建交问题。而邓小平本人，则在会议进程中抽出相当大的精力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11月2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还批准了外交部关于第六次谈判的建议。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主要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与会者说：“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这次会议）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们就要翘尾巴。”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
12月4日，中美两国代表举行第六次建交会谈，美方对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明了立场：
一、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
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美国在台湾的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
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来自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
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中方表示将研究美方表态，并通知美方，邓小平将亲自会见伍德科克。美方得知这一消息深感高兴。
中美建交最后一阶段的谈判，实际上是邓小平亲自出马进行的。他以高度务实的精神，避开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险礁，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开辟的上海公报通道，经过七年的艰难航行，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12月13日邓小平同伍德科克的会谈，是这一阶段最为关键的一次会谈。伍德科克重申了美方的五点原则立场。其中包括：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技术上讲，一年后终止；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邓小平作了三点答复：第一，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应重申反霸条款；第二，同意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第三，美方在声明中不要讲“一年后技术上终止”美台条约。
中美双方经过半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下述协议：1、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2、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过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3、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在这些协议基础上，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晚（北京时间）发表中美建交公报。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推动中美建交的同时，他同样以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这是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对中国、对世界的未来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作者：杨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