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思考与决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就对台工作而言，这次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战略性调整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任务、基本思路、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作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决策，并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使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

　　新时期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争取“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总结建国以来对台工作经验讨论新形势下对台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就一直考虑的重大问题。解决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从1950年开始，一直是准备以武力解决为主，但也争取和平解决。1956年，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和直接领导对台工作的周恩来，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发，适时提出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重要讲话，通篇讲的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用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一历史性决策决定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作为事关中国统一大业最重要的台湾问题，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成为一个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后来说过，“一国两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构想，首先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考虑的。邓小平在恢复中央领导岗位后，即开始对党和国家的未来进行战略思考。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当时邓小平对对台工作的思考发展过程可做如下简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

　　1978年1月4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一行时，邓小平说，台湾问题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是我国内政，但在解决时我们会注意到台湾的特殊情况。

　　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会谈时，邓小平表示，国际上所有存在一分为二状况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就我们来说，就有台湾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成熟，可以慢一点解决。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

　　11月14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表示，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可以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当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已经基本勾画出我们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框架：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的特殊情况，或照顾台湾的特殊性，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等外资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国家必须统一，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二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结束“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表明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建交三个条件已被美国所接受。中美建交谈判从1978年7月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我们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碍。

　　两天后，1978年12月18日，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带领全党自始至终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及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及时指导全党全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并适时推动我们党确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三中全会揭开了我们党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战略性调整的序幕。

　　在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根据自己的长期思考连续就对台工作发表了八次重要讲话，其主题是“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从而形成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说，中美建交解决了台湾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靠我们自己。邓小平说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中美结束30年敌对状态，还是靠中美领导人坐下来谈，国共两党的事是中国人的事，还是要国共两党领导人坐下来谈。

　　和谁谈？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和蒋经国谈，以蒋经国为对手。他说，蒋经国在台湾同胞的心目中，是个成功的领导人，只有他才能说了算数，不跟他谈，我们跟谁谈？

　　谈什么？邓小平明确表示，谈统一。统一有条件。国民党提几条，我们提几条，谈不拢大家分手，下次再来，又再拿几条新建议，交换交换意见。

　　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仍把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手段的思想情绪表示，现在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现在马上表态，我相信全会的所有中央委员都会百分之百全部赞成。但邓小平表示，我们要考虑打这一仗是否得到人民的同情与支持。邓小平指出，没有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任何军事上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政治上最终必归失败。在这种情形下，你们会支持打这场战吗？邓小平又表示，是不是永远不打，也不是永远不打，但至少五年、七年不打。留下这时间作什么？邓小平回答说，我们需要时间建设，建设党、建设国家，这也是这几天开会的中心问题、如何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五年、七年时间不够，不妨把时间再拉长一点也没有关系。第二点要给台湾和蒋经国时间，我们要重新评估国共两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还有分歧，需要一段时间互相了解。邓小平指示，福建前线可以马上停止炮击，第一线部队可以部分退到第二线，但不打不等于不设防。

　　邓小平说，现在我们与台湾还谈不上进行和平谈判，还在创造条件阶段。他强调说，促使条件成熟在我们，不在他们。主动在我们。他表示，两岸的接触 如果公开不行，秘密的也好。以我想，秘密的比较好。大家先磋商磋商，大的原则谈妥了再公开。他还说，如果在北京、台北谈不好，可以在东京、在纽约，在新加坡也好。能谈就是成功的一半。邓小平说，创造条件，可以提出互相搞一点贸易。这是国内贸易嘛！通商以外还可以提通邮、通航、两地人民往来等等。第一步先把关系拉近一点，先搭临时便桥再搭统一之路。

　　邓小平强调，要有耐心。不要说上两句好话，看看没有反应，或者被对方羞了两句又翻了。能不能有耐心、能不能做足功夫，细致去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我们必须造成这样的局势，让台湾当局迫切的感到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走和谈的路，一条是走灭亡的路，只有这样的威胁始终围绕在他们身旁，他们才愿意去认真想一想，否则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只有不断给他们有战争的压力，他们才会体会到这样的负荷。有了这样的压力就可以迫使他们多想一想，该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大家坐下来谈。

　　最后，邓小平强调一点，就是要留一手。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呢？这就是留一手，一旦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他说，这与前面说的并没有矛盾，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谈判都要有实力作后盾，放弃武力解放的保证，实际上等于绑住了自己的手脚，特别是今天台湾拥有超过福建前线兵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为某些决策者的顽固立场使得和谈无限期拖下去。

　　邓小平在全会期间提出一系列对台工作指导原则为全党所接受。作为体现三中全会最重要成果的公报关于对台工作是这样表述的：“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公报第一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表明我们党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上已经做出重要转变。

三

　　1979年1月1日，这个被邓小平称之为“不平凡的日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以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名义阐明了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同一天，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元旦座谈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它表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告诉台湾同胞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而且从而也开辟了对台工作的新时期。它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对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不断发展，至今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杨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