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中产阶级与台湾社会稳定

　　1988年至今日，整整30年，随着冷战的结束，苏东巨变，全球一波接一波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几十个国家、地区开始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多数效果不佳，甚至导致政争不断，经济下滑，战火蔓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只有台湾、韩国等少数个案通过不流血的政治改革，初步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何以台湾能够实现宁静革命，而多数国家、地区却还在民主政治的泥淖中拼命挣扎呢？

　　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必须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传统的威权政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成长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息息相关。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不顾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现实，照搬照抄欧美1980年代的民主制度，以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改良政治体制，造福于民，甚至会使国家混乱不堪，丧失发展的良机，今不如昔，人民怨声载道。

　　蒋介石政权退据台湾，总结了其在中国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深知空谈民主无济于事，在实现民族主义后，不是立即实现民权主义，而是先实现民生主义，大力发展经济，严厉镇压工农运动，管控台湾社会。经过30多年的苦心经营，台湾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为工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97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4%，其中工业增长率达23%，举世侧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江南案”、“十信案”等相继爆发，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滥用公权力、为非作歹的行径深恶痛绝。当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自知来日无多，体认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历经大风大浪的蒋经国知道政治革新的复杂性与冒险性，稍一不慎，不但会遭到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反扑，亦可能使局势失控，国民党政权瞬间崩溃。他权衡利弊，运筹帷幄，坚持“知所变，知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组建政党，以反对党的姿态与国民党竞争，是台湾党外运动努力的方向。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了党外后援会，民主进步党正式宣布成立。

　　对于国民党权贵来说，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担心政治革新会引起社会动荡，挤压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亡党亡国”，指责蒋经国此举是姑息养奸，后患无穷，国民党“将死无葬身之地”。

　　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政治革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质上就是主动革自己的命，让利放权，将可以转换成巨大经济利益的部分政治权力放弃，还给人民，这比获取权力的难度更大。

　　台湾的民主实践一直被称为奇迹，转型过程较为顺利，没有发生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无法避免的、大规模的暴乱和流血。整体上看，较为平稳，仔细分析，则仍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87年7月至1988年7月，解严后一年内台湾共发生2000多起游行示威，警察出动了30万人次。之后，游行示威逐渐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力也在降低。

　　1996年台湾开始举行领导人直选，从李登辉、陈水扁至马英九，再到蔡英文，每年可谓大小选举不断，历经数次濒临流血冲突的危机，幸得各方力量尽量寻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争议，未致局势失控。

　　台湾教育普及，人民的法治观念逐渐增强，台湾民主政治得以平稳发展，避免了一改就乱、一乱就垮或一改就乱、一乱就收的历史宿命，正是建立在这种厚实的经济基础上的。如果民众家无隔夜粮，为三顿饭发愁，即使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又有何用？中亚个别国家、非洲一些国家的民主乱象，恰恰证明了薄弱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支撑起西方成熟的民主模式，只会给反对势力、冒险势力、分裂势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提供破坏社会稳定的合法路径。

　　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威权，更需要完善的法制和有充分自由的市民社会。由于民众生活水准提高，台湾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小农阶级逐渐边缘化，新兴的中小企业主、知识分子、管理精英等成长起来，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市民社会逐渐在发育中。在保护既有利益的前提下，他们争取挤入上层阶级，呈现出政治上的现实态度、经济的高消费取向、社会的结社性格。

　　不同于传统的小农阶级迷信权威、安于现状，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现存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反对倒退与冒进，游离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推崇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希望政治制度能在渐进的改革下得到完善，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反对动乱。他们积极投身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慈善运动、弱势群体运动等，维护自身的权益。正是由于这股强大的中产阶级主动维护社会的安定、支持革新，拒绝暴力革命和暴乱，虽然台湾的民主政治历经多种群众运动、政治风暴的冲击，基本上能够保持平稳过渡。

　　民主政治就是相互妥协、让步、容忍异议。民主政治包括民主直选、言论自由、法治社会等诸多内容，是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在言论自由权利未能充分保障、法治社会未能建立前，轻率推行民主直选、多数表决，极易造成民粹主义、多数暴政、国家分裂，损害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台湾实行全面直选前，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基层民主直选，民众可以直选县市长、县市议员，民众对民主直选并不陌生，得到了历练。国民党政权颁布多项法令，保护私有产权，整顿法官队伍、律师队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官主动示范，台湾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性，法治建设得到了某种程度保障。

　　事实上，法治比民主直选更重要。国民党以身作则，逐渐改变轻视法律，视法律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筹码”，以行政法令取代法律的顽疾，确立以法治作为整合社会的最高原则。一切改革必须依循法律的途径，政治制度依法转化，朝野均需自我限制。蒋经国每进行一项革新，都先制定相关法规；每废除一项法规，也先制定代替它的新法规。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之前颁布了“国安法”，民进党宣布成立时，还没有民间可以组党的相关法规，很快通过了《人民团体法》，各政党得依法成立。在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上，国民党政权采取低姿态，轻易不使用武力，强调沟通，不激化矛盾。

　　2018年11月24日，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蔡英文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历经30年的激荡沉浮，台湾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中道力量正在逐步壮大。任何政治人物都难以挑战这股主流民意。

　　台湾中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稳定力量，通过不断试错，积累经验教训，经历多次民主直选的考验，乱中有稳，乱中有序，乱中有进，基本维护了台湾社会的稳定，通过法律法规在现有体制内解决冲突，寻求共识，最大限度避免了民主政治血的代价。这场宁静革命仍在实践中，值得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注目、深思。（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