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谈之十：孙中山先生国家统一思想与祖国宝岛台湾的密切关系

　　“振兴中华”“恢复台湾”

　　中山先生国家统一思想深刻而厚实，其形成，与当时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密切相关；其影响，在始终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顽强抗争的台湾民众中得到重要体现。

　　一、中山先生率先喊出“振兴中华”、“恢复台湾”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山先生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即直接受刺激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占旅顺第三天），因此亲自定名兴中会，并于亲手起草的章程中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日本1895年4月17日迫使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更直接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中山先生本人后来也一再重申“恢复台湾”。

　　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运动的第一次起义，1895年10月26日的广州起义，即发生在台湾被日本以武力全部占领的第五天。同年，中山先生派兴中会成员杨心如到台湾宣传革命思想，发动革命力量。1897年，中山先生派挚友陈少白到台湾建立兴中会第二个分会，领导台湾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这样，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融入祖国整体的革命运动之中。时有舆论指出，辛亥革命实际“以甲午这一年为起点”，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和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所造成的“割台”，极大地伤害、刺激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促进了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大批志士仁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思想。后来更有台湾学者据此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原点”就是抗日精神，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原点”的“原点”其实是在台湾。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向中外郑重宣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这表明，“收复台湾”不仅是中山先生领导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标，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整个中华民族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神圣使命。

　　二、中山先生三次入台传播革命、宣传民众

　　作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十分关注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祖国宝岛台湾，先后三次到台，对大陆和台湾革命事业的相互促进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00年9月28日，中山先生化名“吴仲”首次到台。为便于策划广东惠州起义，中山先生从日本神户经马关抵基隆再到台北，建立临时指挥中心，逗留42天，通过革命党人郑士良组织惠州三合会、哥老会等力量发动武装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2万余人。1913年8月5日，中山先生化名“汪国权”第二次到台。时因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而爆发的“二次革命”受挫，中山先生从上海南下广州指挥“讨袁”，途中与胡汉民一同路过日本在台湾短暂停留。中山先生受到台湾同胞热烈欢迎，为台湾同胞和有关友人留下“博爱”、“同仁”等墨宝，还会见了台湾和大陆在台的一些革命党人，指示他们继续开展斗争。1918年6月上旬，中山先生第三次到台。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中山先生开展“护法运动”失败，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由广东汕头取道台北东渡日本。中山先生原拟在台稍留，藉以向台湾同胞“发表意见，宣传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吹爱国精神”。台湾同胞也很高兴，准备“以充分的热情欢迎”。但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深为害怕，“用尽阻挠方法”不让中山先生与台湾同胞晤谈，使得中山先生未能在台湾多作停留。

　　中山先生心中，重视台湾在革命中的作用，既因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由台湾接济大陆革命或从台湾内渡大陆督师都很方便；也因1897年台湾兴中会、1910年台湾同盟会、1912年“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成立，台湾具有相当革命基础；更因台湾虽被日本割占，但两岸毕竟本为一家、同胞毕竟血浓于水，同气相求、同舟共济理所当然。

　　三、中山思想深入台湾宝岛，推动抗日斗争

　　作为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接触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比较早。武昌起义前，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已将台湾作为重要活动基地，并广泛动员台湾籍人士参加革命组织与活动。武昌起义不久，许多台湾热血青年内渡大陆，直接加入福建、上海等地的革命队伍。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台湾。台湾民众将辛亥革命概括为三句话：唐山（指祖国大陆）发生了革命，“漩桶”（“宣统”谐音，台土语“尿桶”之意）退了位，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当时台湾私塾小学生喜读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开篇四句话为“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辛亥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使台湾在被日本统治17年后很快兴起又一轮悲壮的武装抗日起义，从1912年到1915年较大规模的即有10次左右。其中，1912年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起义”震动全岛，给日本殖民统治很大打击。作为台湾“与辛亥革命关系最直接的一人”罗福星，在领导1913年“苗栗起义”中，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指出光复台湾活动是为“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在法庭上宣示自己的目的，是“使本岛复归中国所有”。

　　1920年8月5日，中山先生针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慷慨陈辞：若实行“把整个中国征服去了”的“二十一条”，我们“革命党人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1924年2月11日，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榻上，念念不忘台湾，还特别针对台湾的归属问题明确要求对日应提出“废除日本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三项主张。1928年9月，台湾“独立革命党”制订党章，开宗明义“本党宗旨为团结台湾民族，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以建立三民主义新国家”。1936年6月，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针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行径，临终前留言后人：“今日寇气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此言，终被此后9年的历史所应验。

　　1945年，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台湾同胞以牺牲65万人的惨烈抗争结束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当年10月25日见证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历史时刻的台北公会堂，后被改名“中山堂”，正可谓“家祭告乃翁”。

　　四、中山精神激励台湾同胞，促进中国统一

　　作为与大陆同胞同文同宗的台湾同胞，对为“振兴中华”、“恢复台湾”而奋斗不懈且“愈挫愈奋”的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民报》尊崇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弱小民族的向导者”。1914年，“苗栗起义”领袖罗福星就义前慷慨赋一首八句藏头诗，每句首字相连，即为“中华民国孙逸仙救”。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发布告示，在公开祭出传统爱国旗帜“尽忠报国”时，赦然标明中山先生主张的原话“恢复台湾”。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在极度悲痛之中疾书挽联：“一统雄心伤未达”、“九原遗恨定难消”，表示对中山先生壮志未酬的惋惜、对中华儿女壮心不已的坚信。就读北京大学的台湾籍学生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恭送挽联：“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表示对中山先生领袖地位的推崇、对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继承。3月24日，台湾各界在岛内举行追悼大会，5000多人立于雨中与天地同泣；被日本人禁止宣读的悼词悲痛呼喊“唉！大星上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逝世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我岛内五内俱裂，如失魂魄一般。西望中原，禁不住泪泉滔滔了！”1927年3月，被誉为“台湾孙中山”的蒋渭水，主持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饱含激情吁请所有与会者深深接纳中山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后来蒋渭水床头始终摆着一本《孙中山全集》。1929年6月，举行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大典，台湾不但派代表到南京，且于大典当天岛内各地同行“遥拜式”表达哀思。

　　更有意义的是，台湾同胞实际将中山先生作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旗帜，自觉地把台湾的前途与祖国的统一联系在一起。1922年1月，旅居北京的台湾青年学生创立“北京台湾青年会”，提出“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响亮口号。1927年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表《告中国同胞书》，疾呼“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在表现出爱国统一的浓烈情感。

　　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对台湾同胞的影响，不仅直接反映在当时，而且深刻反映于后来直到现在。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台湾年轻学者张钧凯曾撰文表示，“1949年起矗立于台北中山堂前的孙中山铜像，代表台湾人期待近现代两岸的历史苦痛能就此终结”，“台湾人应该重现孙中山的人格身影与思想精髓，找寻在历史与记忆迷雾里的孙中山，这才是在台湾庆祝并纪念辛亥百年的真谛”。台湾《海峡评论》曾发表社论郑重指出，“只有中国的和平统一，才是‘恢复中华’”，“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愿我两岸同胞共同奋斗底于成功，以告孙中山先生及为中国奋斗牺牲的诸先烈们在天之灵”，“这才是辛亥百年纪念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这是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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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谈之一：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