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谈之八：孙中山先生论中国统一的打击对象
打破“两个东西”：军阀、串通军阀的帝国
孙中山先生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是统一的，但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腐败的官僚和军阀，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家”。而达此目的须打破“两个东西”，即打破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
为何要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在清末及辛亥革命后一直未能真正统一，祸根在拥兵自重、占地为王的封建军阀，在“援助军阀”并“串通军阀”作恶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相互勾结，致使武人称雄、兵连祸结，整个中国四分五裂“迭起纷乱”；而“中国之政愈乱”，则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实现其压迫的野心之可能性愈多”，其单独或共同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甚至“对于中国提倡共管、瓜分等说”；“庚子议定书”就让帝国主义用夺得的一大笔款额，“像用一把铁钳紧紧控制着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使“我国人民争取统一和自治的任何努力都归于无效”；“中国财源现悉委于外人手中，年年损失不下五万万之巨，以此之故，中国复兴事业终于无成，即受帝国主义之阻碍也”；由封建军阀专制腐败、帝国主义强权压迫造成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好比“卖身契”一样，使得“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此，中山先生明确指出，只有打破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山先生提出，“在国内要努力做到不使政治的权能重落军阀之手，而在国际上要极力抵抗帝国主义的跋扈”。具体说，包括要“彻底消灭造成国家一切混乱的主要根源——军阀主义”，如“撤消督军的军队而代之以工兵”等；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根本的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进而与有关国家“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为此，中山先生在1924年11月二次北上议和、推动召开国民会议时，即郑重宣示，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统一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其次“为贯彻废督裁兵，及财政整理”。他还就此强调，“倘此志不达，即选予为总统或任何制度下之领袖，予决不就”。可见其旗帜之鲜明、立场之坚定。
中山先生愈到晚年愈益看清帝国主义扶持封建军阀割据，扶持北洋军阀政府，就是想破坏中国的统一，“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因而运用势在必然的历史逻辑作出结论——“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样，中山先生主张的“两个打破”，内反封建军阀割据、外反帝国主义压迫，已将中国的国内统一与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自主结合起来。（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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