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朝胜：台商会买民进党蔡英文的账吗？
日前，蔡英文参加海基会举办的“大陆台商端午节联谊会”晚宴，与台商交流。华广网今日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党朝胜的文章指出，民进党首次执政前就对大陆台商有敌意，首次执政期间民进党视台商为“匪谍”，下台后对台商敌意有增无减，民进党一到选举或有困难时都会讲关心台商、要做台商后盾，台商到底会否买账，双方心中其实早有答案。
文章摘编如下：
日前，蔡英文在海基会举办的“大陆台商端午节联谊会”晚宴上卖力与台商拉交情、搏感情，呼吁台商们回去一起为台湾“打拼”。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保证持续推动两岸协商，做台商最大后盾。民进党当局卖力取悦台商，台商会买账吗？不妨先看看民进党与台商的关系。
首次执政前民进党对大陆台商有敌意
民进党对大陆台商的认知，与其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其“台独党纲”出台而彻底蜕化为“台独党”，民进党对大陆敌意凸显，抵制两岸经贸的态度明朗。1993年3月，民进党对“中国政策小组”提出，台对外经贸政策应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免过分倚重大陆市场而陷入中共“以商统政”阴谋。1994年2月，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决议，基于民进党政策鼓励台商到东南亚投资，配合李登辉“南向政策”。1996年9月，李登辉抛出“戒急用忍”前后，更离不开民进党前期施压与事后支持。1998年初，民进党“中国政策大辩论”，许信良等主张呼应企业家立场“大胆西进”，以便台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抢占先机；邱义仁等主张“强本渐进”（“戒急用忍”翻版），攻击前者忽略“台湾安全”，是在“拖生命”，若台湾若对大陆依赖增高，衍生问题更严重。最后双方虽达成“强本西进”共识，但对“强本”与“西进”孰先孰后有分歧。后来，许信良退出民进党，而邱义仁等则成党内实权派，民进党两岸政策受邱义仁等影响更多。更重要的是，因民进党认定两岸经贸是大陆“统战”阴谋，大陆台商自然是在配合大陆“统战”，当然，即使民进党不明说，其对台商的敌意可想而知。事实上，民进党执政后系列敌视台商的政策也由此而来。
首次执政期间民进党视台商为“匪谍”
2000年5月20日，民进党首次执政。政权交接前，内定“央行副总裁”陈师孟提议向台商征“国家安全捐”。该提议虽因反弹太大而胎死腹中，但到8月，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又提议，以对台商规范“投资配额”取代“戒急用忍”，即台商可依在台湾投资的比例，取得赴大陆投资配额，超出配额者花钱购买，以取代“国安捐”。
2001年初，陈水扁在“戒急用忍”难以为继时宣布对台商投资大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当时舆论和业界普遍担心这是“戒急用忍2.0版”。2002年初，陈师孟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前再称，台商登陆投资不能抽离政治，反对仍在研议中的核心技术根留台湾即可登陆的提议。吕秀莲等更强烈反对8寸晶圆厂登陆。后来，民进党当局对经第三地辗转登陆投资晶圆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制造“寒蝉效应”，严重滞后台企转移升级。
2003年“非典”期间，民进党当局不仅未对台商人道关怀，反指是他们到大陆投资的“贪念”让“非典”入岛，甚至以此限制台商出入台湾。“卫生署长”涂醒哲更打出“匪谍比SARS多”的广告，让台商备受侮辱。2006年元旦，陈水扁撕掉“关怀台商”伪装，宣布要对台商投资大陆“积极管理有效开放”。2006年底民进党推出“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查核条例草案”，将台商归为“匪谍”排查范围，对台商的防范与歧视达到新高点。
民进党下台后对台商敌意有增无减
2008年5月民进党下台后，对台商的敌意不仅有言论，还有具体行动：
言论上，宣称台商长期期待的两岸“三通”会导致“木马屠城”；两岸经贸图利特定财团；两岸签署ECFA对台“短多长空”；台对大陆经济依存度过高影响台湾“主权独立”。民进党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政纲“十年政纲”攻击台商投资大陆让台“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让大陆崛起，让台湾沉沦。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蔡英文虽加大对台商拉拢力度，声称不会关起门来做决策，执政后会做台商最坚强后盾，但不仅对台商最关心的“九二共识”、两岸服贸货贸虚以逶迤委迤、模糊回避，反而老调重弹称要加强对两岸经贸的风险与安全管理。
行动上，不仅否决国民党力推、台商期待的“不在籍投票”（即不需回户籍所在地投票），更对在岛内出事的台商企业顶新集团“诛连九族”。顶新集团是台商在大陆打拼成功的典型之一。当年顶新为响应“鲑鱼返乡”计划，返台大规模投资，不料旗下的顶新制油与正义食品在2014年底卷入油品食安事件，结果，顶新集团不仅被抹黑成两岸经贸特殊受益团体、与国民党有勾连。最后，在两家涉事公司关门后，顶新的关联企业如顶率公司、台湾之星也难逃受打压厄运。
岛内媒体与业者早指出，民进党一到选举或有困难时都会讲关心台商、要做台商后盾，但不仅从未正视过台商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反而长期被扣上“红帽”。因此，民进党当局现在对台商示好，台商到底会否买账，双方心中其实早有答案。（党朝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