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经济灾难
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难？看一看日据末期台湾的经济状况就知道了。
日本榨取殖民地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在“工业日本”与“农业台湾”原则下，变成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193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中，农业产值占36%，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出口占国民净生产曾达50%，是典型的出口经济；出口额中的80%以上对日本出口；农业与农产加工业几乎构成台湾产业的全部，其中米糖占整个生产的70%以上，对日出口金额中70%以糖米为主，是米糖经济。台湾所需的工业产品，多自日本输入，受日本经济控制。台湾经济的变动与日本息息相关。
日据时期，台湾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租税、专卖与公营事业。但公营事业收益有限，专卖以烟酒两项为代表。专卖收入最高时曾占台湾总督府财政来源的40%以上。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台湾由备战经济转变成战时经济，各项生产均以配合战争所需物资为主，作为日本南进基地，重要产业显著成长。主持台湾经济的全为日本人，比较现代化和较具规模的事业，皆由日本人经营。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及管理人员，都来自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运输困难及日本全力投入战争，台湾必须建立自足的经济，台湾总督府推行军事工业化，炼油、制铝等产业迅速发展，至1943年达到高峰。由于许多工厂由日本将旧设备运来台湾安装，主要设备及材料在战争后期运输困难，加以盟军轰炸，军事工业化终至停顿，产量大减，陷入停顿状态。就生产指数来说，以1937年为基期（等于100），台湾经济逐年均有增加，至1940年高达126．28，之后一路下跌，至1945年光复前仅24．04。二战时台湾快速军事工业化，未能达成目标，却给战后复兴带来更大的困难。
为解决日本本土食粮短缺，台湾总督府于1939年起，实施“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凡米谷皆由台湾总督府统一买入，非经政府卖出者，不得将其移出。同年，实施“米谷配给统制规则”，规定粮食生产者，扣除经核准的自家食用粮食外，其余粮食，必须全数卖给政府。
农业生产指数由1939年的108．03，跌落至1945年的34．23。稻米生产由1937年的130万吨降至1945年的63万余吨，与当时全省人口需要的最低消费量85．7万吨相较，短缺21．8万吨，造成严重米荒。因实行配给与限价，台湾未出现因米粮不足而产生全岛性的恐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糖业资本家在军部的支持下转向南洋投资，将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移往南洋。由于战争的扩大，粮食问题严重，限制甘蔗种植，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甘蔗生产迅速下降。1938年，台湾糖产量达最高值140万吨，1945年仅有5万吨。衰败的米糖经济严重损害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
二战期间，台湾物价的上涨以1943年为分野。在1937至1942年间，日本暂时获得战争上的优势，台湾经济被迫积极支援其侵略战争。
1937年，台湾总督府公布九一八统制令，全面冻结物价，实施公定价格，对某些重要物资，如棉、毛、人纤等限制最高价格；对地租、房租及工资均加管制。颁布“外国贸易管理法”、“贸易统制令”，所有重要的通商贸易公司都被统一到特定的统制机关。在军需生产大量扩充下，虽然物价上扬，在台湾总督府高压的物价管制措施下，尚未出现恶性膨胀。1944年，战争扩大，军需浩繁，台湾大部分民需生产被移为军用，民生必需品缺乏。盟军的大轰炸和海上封锁，大部分生产设施遭受摧毁，人力物力损失惨重，生产锐减。台湾总督府物价管制措施失去效能，人心浮乱，物价暴涨。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北市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23倍。
七七事变前，台湾银行券发行额约7500万元。1937年8月，日本政府公布修订了《台湾银行准备金评价法》，将台湾银行所有的现金准备，移交于日本银行，竟以日本银行的钞票（纸币）充数。为了筹措生产资金和军费，在并无充足准备金的前提下，台湾总督府大量发行纸币，将战争负担转嫁到台湾人民头上。1937年，台湾银行券发行额为11494万台元；1939年，发行额增至17399万台元；1942年，发行额再增至29317万台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量已高达290825万台元，超出发行准备额133986万台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9月初，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下令，放开专卖、放开物价管制，因缺乏粮食，台湾米价迅速暴涨。台湾总督府又滥发纸币，扰乱市场，给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制造新的障碍。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时，粮荒严重，通货膨胀剧烈，工厂停工，交通中断，人民饥寒交迫，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留给中国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日本人扬言，一旦约10万日本专业技术人员离开台湾，台湾经济将在6个月内彻底崩溃。
一批批祖国大陆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台湾，努力工作，建设宝岛。1953年，台湾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这在全世界属于较快速度。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南部地区，至1958年才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作者：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