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甲午战争阵亡三将领为何际遇天壤之别？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清军大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要无辜的台湾人民来承担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的灾难，完全是不公不义。

　　签约割台的消息传出，广大台胞悲苦万分，哭声达于四野。地方士绅电吁清廷：“全台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全国人民坚决反对清政府割台。康有为痛陈“弃台民即散天下”，“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

　　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妄称“台湾虽重，比起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故“顾全大局，维持原议”，派全权大臣伍廷芳与日本全权代表伊东己代治在烟台换约。日本政府随即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下令进攻台湾。

　　为抵抗日本侵略，5月中旬，以丘逢甲为首的台籍士绅筹划成立“台湾民主国”，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5月18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特使前往台湾办理交割事宜，并谕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严厉禁止内地接济台湾抗日军民。

　　5月底，日军在澳底登陆，进攻基隆。清军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6月上旬，日军占领台北城，唐景崧弃众将士于不顾，返回厦门。

　　此时，刘永福临危受命，组织民众，继续抗日斗争。台湾人民纷纷拿起武器，自发抵抗日军。义军内无粮饷、外无援兵，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殊死抵抗。黑旗军副将杨泗洪指挥镇海中军，协助刘永福，在云林、嘉义一带抗击日军，明知事不可为，仍然坚守阵地，抱定必死信念，几次打退日军进攻，中炮阵亡。杨泗洪的尸骨被其亲友辗转运回故乡江苏宿迁安葬。为保卫祖国的宝岛，杨泗洪向死而生，杀身成仁，侠骨忠魂，气节千秋。10月，义军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无援战败，刘永福撤返厦门。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主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朝鲜半岛多山地，南北纵深约1000公里，汉城到鸭绿江约500公里，易守难攻，如果主帅叶志超拼死抵抗，与平壤共存亡，完全有可能将日军挡在大同江南岸，或起码予敌以重大杀伤，迟滞日军的进攻时间，使其不敢冒进。而叶志超狂奔500里，逃回中国境内，助长了日军必胜清军的信念。中国军队永远退出朝鲜半岛，日本终于获得在东亚大陆的立足点，这是日本朝野谋求300年的战果，为下一步灭亡中国扫清了障碍。

　　如果唐景崧不率先返回大陆，死守台北，杀身成仁，台湾军民有可能在台北地区予日军以重大杀伤。从台北到台南，战略纵深约200公里。日军想效仿朝鲜战役的长驱直入，速战速决，未能如愿。日军在台湾中南部地区遭到重创，暴露了日军的弱点，如不耐南方夏季高温多雨湿热天气，面对高山、激流，不熟悉地形，面对殊死抵抗的台湾军民，出乎所料，显得办法不多。日军在台湾死伤惨重与在朝鲜、辽东半岛、威海卫地区的较小伤亡，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军事作战而言，台湾军民在台中一带的保卫战，震慑了凶恶的日军，也表明即使用简陋的武器，只要众志成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阵亡的三大高级将领是左宝贵、邓世昌、杨泗洪。他们牺牲后，际遇却是天壤之别。

　　1895年9月15日，清军将领左宝贵率军守卫平壤，英勇战死，尸骨无存。光绪帝授予他“太子少保，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等封号，将其事迹交付国史馆立传。其血衣被送回故乡淮安河下安葬，建有左忠壮公祠。

　　9月17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壮烈殉国。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

　　杨泗洪壮烈殉国，属“抗令不遵，咎由自取”，故清政府对其不闻不问，杨泗洪的亲属未得到任何抚恤。清政府如此刻薄寡恩，令为国效命的台湾军民心寒。故乡人民自发纪念这位英勇的抗日名将，传颂他的事迹。

　　宿迁青年陈颐鼎懔于国家积贫积弱，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四期求学。北伐时三打南昌，任敢死队队长。1937年12月，陈颐鼎率军坚守南京中华门，身中数弹，靠一块小木板，漂过长江。1945年10月，国民革命军70军副军长陈颐鼎率军自宁波渡海，收复宝岛台湾，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奇耻大辱，足以告慰杨泗洪的英灵。（作者：褚静涛，台湾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