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翁同龢与甲午战争

　　【编者按】201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学者禇静涛特别为中国台湾网撰稿，回顾当年与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关的人与事，同时寄语海内外中华儿女：记取历史教训，共谋国家复兴，维护人类和平，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

　　翁同龢（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1856年中一甲一名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备受倚重。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参与清政府的战、和决策。《翁同龢日记》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政府高层的若干内情。

　　1894年，清政府忙于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7月25日，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清政府高层一些官员谙于日本国情、军情，自以为泱泱大国击退日军，易如反掌。光绪皇帝长于深宫，年少无知，缺乏处理国家大政的经验和能力。翁同龢贵为帝师，在对日战争决策上，却少稳健持重，力主开战，不知清军能不能战，更未设想一旦战败的灾难后果。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举国上下发愤图强，军力发展迅速。面对东方巨人，日本朝野虽有击败清军的勇气与意志，至于能否打赢，并没有十足把握。直至9月中旬，日军攻占平壤，在大东沟击沉多艘北洋舰队军舰，士气大长，才在心理上占据上风，摆脱了几百年来，与中国军队作战，屡战屡败的阴影。

　　9月18日，翁同龢得知，“海军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我船十一只，济远逃回旅顺，而致远、经远、扬威、超武四船皆沉矣，又闻平壤已失，益觉肝火上炎”。叶志超狂奔500里，退回鸭绿江西岸，清军兵败如山倒。20日，翁同龢记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

　　此时，清军主力部队已不能战，守亦很难，求和是保存实力、徐图再起的一条现实路径。文武百官都明白，求和止损无异名节皆失，将背负千古骂名。翁同龢取明哲保身之道，“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道出了他内心的苦痛。慈禧太后见无人愿意出来承担求和的苦差，只得下令“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

　　9月28日，翁同龢奉旨东行，30日到天津，见李鸿章，传达清廷的命令。李鸿章如实相告，“缓不济急，寡不敌众”。翁同龢晓以利害：“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道：“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

　　北洋水师遭到重创，已不能再出海作战。日军长驱直入，攻打辽东，清军苦战。光绪帝向群臣问计，皆默默无声。11月5日，翁同龢记道，“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22日，美国公使田贝拟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光绪皇帝却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24日，翁同龢得“旅顺不守”电，“为之惊悸”，“不能睡，默坐永叹”，“愤虑填膺，恨不速死”，而“同侪中尚有谈笑自若者”。清政府将“李鸿章革留摘顶，责令严防各口，并亲历大沽、北塘”。此时，清政府高层知败局已定，屈辱求和难以回避。

　　12月9日，翁同龢“饭后到督办处与恭邸言，停战即在派全权之中，全权既派，战必自停，失此隆冬可乘之机，明春更难为力”。他感慨，“可恨者兵未到齐，到亦无械，且须休息操练，然则终亦缓不及事而已”。15日，“知海城于十五日失守，陪都（指沈阳）危在旦夕”。18日，翁同龢“委顿欲死，中夜不寐，吟呻达旦”，苦痛溢于言表。

　　此时，翁同龢也顾不得名节，终于调整立场，从主战转为求和，害怕日本拒不和谈。1895年1月14日，翁同龢坦承，“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

　　面对清政府的求和，日本朝野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北洋水师，提出更高的要价。1月22日，翁同龢知“荣城县失守，威海益迫，恐旦夕复失”，“电旨几无可写，但令海军船出口迎击耳”。日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威海卫，北洋水师舰损兵疲，苦苦支撑。此时不是出战送死，而应保存实力，留一点血脉，如果保不住军舰，也要保住高级将领。国家培养一名优秀舰长起码要20年时间，比买一艘军舰要复杂得多。

　　翁同龢年少成名，平步青云，以清流自居，为太平时期之循吏，却乏挽大厦于既倒的经验与能力。1月25日，除夕之夜，翁同龢深刻剖析了自身缺陷，“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1月26日，乙未新年正月初一，清廷照例庆贺新年。30日，翁同龢“得烟电，威海炮声隆隆”。31日，“知威海南台不守”，“海舰依刘公岛泊，而岛上击沉倭船两只，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

　　2月3日，北洋水师急电清廷，“请发重兵往援”，百官“相对默然，计无所出”，坐视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翁同龢“抵暮散归”，“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10日，光绪皇帝“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流汗战栗”，不知所措。早知今日战败，何必当初主战？

　　日本政府挟大胜之势，狮子大开口，开出割地赔款的巨额数字，要求清政府派李鸿章任和谈代表，赴日本谈判。2月22日，李鸿章到北京，上奏清廷，“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退而求其次，“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李鸿章对翁同龢心存鄙视，认为他夸夸其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建议翁同龢为主谈代表，同赴日本求和，将了翁同龢一军。翁同龢还算有自知之明，“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不敢赴日本求和。

　　日本开出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地的要价。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上，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　　

　　优生劣败，适者生存。悲惨的教训，使一部分有识之士深感，只有变法图强或可为国家找到一线生机。10月25日，英国公使欧格讷“深谈中国贫弱，他国有并吞之心，其言绝痛”，翁同龢“谓然而叹，知六合以外此理同矣”。31日，英使欧格讷临别，向翁同龢等人赠语，“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翁同龢良知未泯，无言以对。

　　变法图强，谈何容易？裁撤冗官冗员，则数万官吏生计受到影响，他们到哪里谋生？废科举、建学校，则几十万秀才、举人到何处找出路？开工厂、修铁路，几百万小生产者将面临失业的威胁？大清王朝的文武百官找不到挽大厦于既倒的良方，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王朝走向毁灭。（本文作者为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