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及因应策略之异同

　　台湾与大陆社会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台湾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社会开放程度高，公民参与社会化程度高，城乡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城乡差别小，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特别是较为顺利地渡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大陆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城市化程度低，城乡差距大，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刚迈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社会阶层结构正处在中产阶级迅速上升时期。尽管如此，海峡两岸社会发展也面临不少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与挑战。海峡两岸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交往与交流，以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与社会融合，实现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一、海峡两岸社会发展之差异

　　近代以来，台湾与大陆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轨迹，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了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当今海峡两岸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等存在明显差异。

　　（一）海峡两岸社会发展阶段之差异

　　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台湾是发达社会，大陆是发展中社会；台湾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大陆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台湾经济现代化起步早，可追溯到清代刘铭传治理台湾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现代化的发展。战后，台湾经济在经历短暂阵痛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步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即大约经历了30年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时期。依台湾统计，1993年，台湾工业值产值比重首次降至40%以下，2011年为29.8%（其中制造业为25.1%）；服务业产值于1995年超过60%，2011年为68.4%；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可以说，台湾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

　　大陆工业化发展过程曲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间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大陆工业化进程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程阶段，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向城市与工厂转移，工业产值比重依然偏高，仍是主导产业；服务业虽然呈现较快发展势头，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依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服务业产值虽然首次超过工业，但此后十多年，工业产值与服务业产值比例交替变化。2012年，工业产值占45.3%，仍居第一位；服务业产值为44.6%，农业产值接近10%（2013年第一季度服务产业再次超过工业）。不过，大陆服务业产值比例要达到70%以上，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还需要较长时间（有专家预计在2020年前后），表明大陆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较台湾约晚30年左右时间（北京则已迈入后工业化社会，正式说法是“北京已形成服务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格局”。1994年，北京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8年超过60%，较台湾仅晚三年；2012年达到76.4%，已高出台湾服务业产值比例）。

　　总体上讲，大陆是“发展中社会”，台湾是“发达社会”。海峡两岸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与差异，决定了海峡两岸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目前台湾处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与民生问题更为突出的又一次社会转型时期，陷入“民主陷阱”的发展困境（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台湾的中上收入困局》，认为台湾陷入“中上收入困局”，即虽有民主体制，但近年经济增长缓慢，民众不乐观）；大陆则从“温饱型社会”（基本实现小康）向“发展型社会”（中等收入）转型时期，处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的发展阶段。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发展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这一论述提出了现阶段与未来较长时期大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海峡两岸城乡结构与城乡发展之差异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发达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城市人口超过70%，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接近，是两大关键性指标。海峡两岸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台湾与大陆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城乡结构有很大不同。

　　台湾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起步早，城市化发展程度高，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于1980年超过70%（进入工业化社会中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放慢，但城市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80%，目前约为87%（目前北京市为86%）。以城市人口密集度观察，台湾38个大中小城市的面积约占台湾岛总面积的7.09%，人口却达1240万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56.7%。目前台湾农村人口少，只有约3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3%。尤其是台湾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城市结构合理，特大城市少，中小城市密集，城乡差别小，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

　　大陆城乡结构较为特殊，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城市化程度低，长期以来城市化发展迟缓。依统计，1981年，大陆城市人口比例才突破20%，1996年只有30%。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比例出现较快上升态势，大陆逐渐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依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城市人口达到6.9亿人，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50%（51.3%），2012年超过52%。不过，与台湾或发达经济体相比，大陆农村人口规模仍然巨大，接近总人口的半数，城市化水平依旧偏低，与台湾城市化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大陆庞大的人口规模与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大陆城市化发展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与特殊的城市化特征，即部分城市人口与居民身份脱节。大陆城市化水平接近52%，是依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若以户籍计算，城市化率只有36%，就是说一部份“被城市化”的市民生活在城市，但仍是农村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购房、子女教育等权利，使得大陆城市化水平存在可议之处。

　　同时，大陆城乡社会一体化程度低，城乡差别显著，还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有较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少，起步晚，尤其是历史上形成的户籍制度成为大陆城乡一体化与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大难题。据统计，1978年，大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2002年超过3倍；2009年以来，由于大陆采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据统计，2012年，大陆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69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7917元，只有前者的29.4%；即使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对比计算，农民纯收入也只有城镇居民的32.2%。

　　目前，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已成为大陆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城市化将步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对未来大陆社会发展影响重大，需要做出科学评估，稳步推进。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也提出，“在新形势下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不能简单地走过去的老路，必须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长效机制，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努力形成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