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东：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制约因素多
香港中评社7月2日报道，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史晓东表示，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涉及到两岸因素、台湾岛内因素、美国因素以及大陆对台政策的创新因素。因此，比一般的双边谈判来得复杂。曾有美国谈判专家说，双边谈判通常需要达成3项协议，一项是谈判桌上双方的协议，另外两项是双方内部需要达成的协议。而两岸建立安全机制的谈判需要达成的协议可能有四项、五项之多。
在日前举行的“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史晓东以两岸军事互信的制约因素为主题进行报告。他认为，首先，两岸军事互信是两岸政治互信的体现。然而，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大陆方面希望台湾当局能够给与“不独”的承诺和信心；台湾则希望大陆能够给与“不统”的承诺。因此，就满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言，两岸政治互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该说，在建立“一中”的意愿上，两岸仅仅求同还不够，还必须找到“存异”的路径和方法。
其次，岛内的政策始终是岛内政治博弈的结果，在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议题上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国民党对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持赞成态度，民进党则不然。因此，在岛内两党主张相对甚远的情况下，为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离不开台湾“宪政体制”的调节。
从现在的政治走向来看，民意监督的趋势和力量在增大。这固然为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带来了新的难度，但有了这种监督之后，合法性会增加。因此史晓东认为，有了监督机制本身有民意整合作用，并非意味着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高不可攀，但也启示各方在推行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政策时，必须更注重台湾民众的感受。
第三，是美国因素。从三边军事安全看，若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将对中美、美国和台湾方面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史晓东认为，如果这一关系建构良好，中美合作加深，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美国支持两岸关系改善的愿望会加强；相反，如果这一进程渺茫，两国冲突大于合作，那么美国对两岸建立军事互信开绿灯的可能将显著降低。
第四，是大陆方面的体制创新。史晓东引用苏起的话认为，尤其是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其国力、思想都让北京在对台政策上既能大开，又能大合，既能更软，也能更硬。过去不敢给的，可能会给，不敢拿的，可能会拿。”
总而言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创新提供了新机遇。但中共对台政策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和平愿望、创新动力以及政策创新空间的同时，各方也应清楚认识自己的责任，把和平的愿望体现在相向而行建立互信的实际行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