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舟：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历史方位 积极推进两岸政治对话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恢复两岸两会制度化协商，签署了19项协议，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施ECFA，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交流格局。那么，下一步的两岸关系应该怎么走？会怎么走？这实际上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期待与看法。

　　大陆多年来倡行科学发展观。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看问题，首要的是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历史方位，在过去和未来的坐标上准确定位当前所处的位置，知道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到哪里去。发展两岸关系，也需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准确把握现在所处的位置，从而明确我们的目标和任务。

　　从2008年回溯到2000年，这8年中，陈水扁搞“一边一国”、“公投制宪”、“法理台独”、“烽火外交”，引起两岸发生一系列紧张与对抗，应该说是自1987年开始交流以来两岸关系的低谷阶段。

　　从2000年再向前回溯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岸于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为两会商谈和交往提供了政治基础，举行了“汪辜会谈”。但随后到整个90年代后半期，李登辉1995年访美，1999年抛出“两国论”，两度引起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两会商谈被迫中断。

　　勾勒二十多年两岸关系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学术上常见的那样一条“U”型曲线。左端的最高点是“九二共识”、“汪辜会谈”，其后一路下滑，经历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和1999年李登辉“特殊两国论”，到陈水扁八年处于低谷，2008年5月开始向上反弹，此后不断攀升，直到现在处于U型曲线右侧的高点。回顾上述脉络，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到几项结论：

　　第一，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出现的转折，最大意义是扭转了陈水扁时期“法理台独”、“正名制宪”导致的两岸紧张对抗和激烈冲突，恢复两会制度化协商，实现了被长期耽误的直接“三通”，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的高水平，是相对于低谷而言。

　　第二，虽然目前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水平已远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初“汪辜会谈”时的水平，但从两岸政治互信方面看，则还面临着和“汪辜会谈”前后同样的问题，即两岸围绕一个中国内涵的固有政治分歧，仍然存在双方固有的深层矛盾。

　　第三，熟悉趋势运行曲线的人们都知道，当事物上升到当初发生转折的裂口时，都会遭遇阻力和“卖压”，这时往往会出现一个盘整和累积动能的时期。同时，在这个节点上，如果不能及时注入新的动能，在双方政治互信与共识方面取得有效提升，就可能影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多年来两岸关系起伏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两岸政治互信基础与共识是决定两岸关系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并制约着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合作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空间。近年来，两岸固有的深刻矛盾再度凸显出来，成为两岸关系进一步提升的瓶颈。正因如此，大陆不断呼吁和推动两岸进行政治对话，通过对话，增进双方互信，了解彼此想法，积累和形成共识，最终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

　　两岸固有的政治分歧主要包括，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双方互动往来的彼此身份、台湾的国际空间、军事安全互信等。对此，中共十八大提出对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协商台湾同外国开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等主张。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两岸尽早展开政治对话，为实现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这其中，对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是最终实现两岸政治协商与谈判的关键所在，胡锦涛“12?31讲话”和十八大都突出强调这一点，展现了大陆处理两岸政治难题的信心和善意。

　　当前，相对于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和平发展而言，两岸政治互信与政治共识还嫌不足，基础还不够扎实牢靠，明显滞后于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合作的水平。我们不能只经不政、只易不难，也不应消极回避两岸政治对话和症结性难题。去年以来，大陆提出稳步推动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主张，希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岸政治难题是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有着种种内外复杂原因，不可能期望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采取务实作法，共同探寻双方都可接受的可行办法。

　　今年3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提出，“由两岸民间开始对话是一条可行途径”。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是两岸民间政治对话一次成功的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有利促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有利两岸同胞消除在政治关系、军事安全、涉外事务等方面的隔阂和误解，有利为今后开展两岸政治商谈积累经验，营造社会氛围，不断创造条件。未来一段时期，应继续积极推动此类对话，在条件成熟后逐步上升到两岸官方的政治对话，从而为最终解决两岸政治难题做好充分、扎实的准备。（作者：李逸舟，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