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生：洪仲丘之死暴露了台湾民主的弊病
上周六台北民众身穿白衫、走上街头为台军下士洪仲丘申冤，喊出“要真相、要惩凶”的口号。华广网7日刊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的评论文章指出，洪仲丘之死暴露了台湾民主的弊病，这种景象，不能不说是台湾民权高涨的产物，也是台湾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强烈反映。
全文摘编如下：
8月3日，在台湾一个小兵洪仲丘被凌虐致死一个月之际，台湾民间社运团体“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了大规模的白衫军抗议运动，25万人齐聚台北街头，喊出了“要真相、要惩凶”的口号。这种景象，不能不说是台湾民权高涨的产物，也是台湾民众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强烈反映。
与过去的社会运动比较起来，这次群众街头聚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是所谓的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主要是由民间社运团体进行组织动员，虽然在运动现场似乎“反马”的民进党“立委”明显比执政的国民党“立委”受欢迎，但政党、政治组织介入和操纵的影子并不明显。第二，是动员方式的网络化。这次台北街头群众聚集的动员方式不是依靠组织动员，也没有更多前期的舆论宣传的动员，更多是依靠网络信息传播的新型动员方式。第三，是运动主体的年轻化倾向。参加这次街头聚集的各年龄层的群众都有，但是以20多岁、30多岁年龄层的年青人居多，这是因为年青人多数是刚服过兵役，或将要服兵役的人，对台军中漠视人权的状况具有更加切身的感受，而且也更能够接受网络化的动员方式。
25万人走上街头，这是出乎意料的，这反映了台湾民众的怨气已经不是一朝一夕酝酿的。小兵之死只是一个导火索，失落、不满、无望、怨怼等等负面情绪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流行病。台湾社会走过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钱淹脚目”的黄金岁月，经历了8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90年代以后本土化、多元化兴起，“台独、分裂”活动愈演愈烈，进入21世纪，政党恶斗、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无法扭转的沉沦趋势，台湾民众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同为中华民族的大陆经济在高速增长，而台湾经济则沦为“四小龙”之末；台湾年青一代不仅面临高房价的压力，而且面临22K的待遇，还有高达13%的失业率的威胁。不满、怨怼因小兵之死而爆发，“公平正义”取代了“民主进步”成为社会运动的新诉求。
面对群众的呐喊和社运团体的三项明确要求：启动特侦组彻查洪仲丘命案；组成“军事冤案调查委员会”调查历年军中冤案；承平时期“军法”应全面回归“司法”。台湾当局迅速作出了回应：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推动“军审法”修法；彻底检讨军中人权制度等等。但是相关的改革恐怕一是缓不济急，二是治标不治本。尤其是社运团体提出“承平时期军法应全面回归司法”，涉及“军事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台湾军方许多人对于“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持有不同意见，改革之后“军事司法体制”及人员如何调整？承平时期与战时体制如何衔接？“普通法院”及“检察系统”如何适应军队文化？这都不是单纯的制度改革所能解决的，也不是仓促之间所能完成的，更来不及应付小兵之死的个案，一旦新制度适应不良，军方抱团抵制普通“司法”的状况，难免仍会出现误判、错判、冤案的情况。结果就如同台湾社会备受批评的教改，整整一代人成为改革试验的白老鼠，初衷良好的改革只落得失败的结局。
针对小兵之死个案的回应和“军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无法平息广大民众蓄积已久的不满和怨怼。台湾民主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无法自拨的死胡同，个别举措和个别改革，改变不了台湾社会的政党恶斗、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的沉沦趋势。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少数政治人物和个别政治势力给台湾社会带来“认同分化”的“台独、分裂”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窒息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空间，使台湾的年青一代失去了目标，没有了理想。从目前来看，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则只会加剧这个问题的恶化。无论国民党当政，还是民进党当政，台湾民众的失落、不满、无望、怨怼等等负面情绪都无法消除，还有可能加剧。小兵之死暴露了台湾民主的弊病，小兵之死也反映了台湾社会无可奈何的失落情绪。（张文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