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津：从“日据”与“日治”之争看马当局施政风格
近日，围绕台湾教科书内“日治”和“日据”两种表述，岛内引发热议。华广网今日刊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英津的评论文章指出，台湾“日治”与“日据”之争，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统独光谱”，以及马英九当局的施政风格。
全文内容如下：
由台湾克毅等三家出版社编写的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因书中使用了“日据”等表述，被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认为不符课纲，予以退回。于是，围绕着“日治”和“日据”两种表述，在台湾岛内引发了一场热议。主要分两派，一是主张采用“日治”表述的“日治派”，二是主张采用“日据”表述的“日据派”。
“日治派”认为，清政府甲午海战失败后，于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既然是割让给了日本，就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台湾的占领并非莫名强占，因此不可称“日据”；相反，日本是依条约而“合法”统治台湾，故应称为“日治”。而“日据派”认为，割让台湾虽然是清政府通过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之形式而作出的行为，但该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签署的，不是清政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在国际法上属于非法、无效之条约，因此，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是“窃据”，属于“非法统治”，故应称为“日据”。
“日治派”与“日据派”争论的背后，是“台独史观”与“中国史观”的博弈。“日治派”的真实目的是将台湾与大陆在历史渊源和法理论述等方面做彻底切割，其思维主轴是“去中国化”。倘若“日治”与“日据”之争仅限于字面上的争论，尚属无可厚非，但倘若借文字表述来蓄意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引导，强化“台独史观”，则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表面上看，“日治”与“日据”仅一字之差，背后却隐含着对台湾身份、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不同认知。
台湾各界认为，“日据”和“日治”之争的渊源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篡改历史教科书，而现在台湾年轻一代之所以出现不认同“一个中国”问题，根源亦在于教科书。回顾历史，“两蒋”时期台湾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均使用“日据”表述。李登辉主政时期的1997年，台湾的九年一贯“国中课程纲要”，首度规定“日据”改用“日治”。继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主政8年，主要由“台独”人士把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掌控和引导下，台湾的大小出版社便陆续改用“日治”这一表述了。对于李扁时期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2008年马英九上台主政后理应“拨乱反正“，但迄今马英九当局仍未对教科书问题作任何修正（除此次公开表示官方文书采用“日据”表述之外）。此次“日治”和“日据”之争引发后，鉴于已无法回避此争议，于是马英九公开表示，虽然他从小到大均用“日据”，但民主社会应该包容不同声音，所以他不反对有人用“日治”，民众对历史有不同看法和记忆，可以容许讨论。台湾“教育部”也决定，教科书可以使用“日据”，但不必禁止“日治”，由出版商自行诠释；换言之，台湾教科书里，“日治”和“日据”两种表述都可以用。
马英九当局的表态和作法，对于大陆方面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马英九当局坚持了“中国史观”，支持了“日据说”，此与其一贯坚持“两岸同属于一中”的立场相一致。尽管其表态是被动作出的，但仍不失为局部性“拨乱反正”之举，这一点值得肯定。忧的是，马英九当局在后续教科书之“拨乱反正”问题上缺乏应有的胆识和勇气；“可以使用‘日据’，但不必禁止‘日治’”的处理方式难免让人们觉得，马英九当局带有“和稀泥”的意味，背后折射出马英九当局的软弱和对绿营人士的妥协。因此，笔者对马英九当局在台湾历史教科书方面以分开两部分来处理“日据”与“日治”之争的作法不予认同。正如台湾一家媒体评论称，由台湾历史教科书引发的“日据”与“日治”之争，不是言论自由问题，更不是包容与否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应客观地对待和尊重历史，历史是“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真实记载”，是“客观的存在”，尽管不同的人们会因其知识、智力、阅历、年龄、职业等因素会对“历史事实”的体认有深浅之别，但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包容态度”来处理。马英九先生应该清楚，这不是学术问题，宜包容各种观点，“有容乃大”，而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主权问题，何来“包容”之说？从台湾“日治”与“日据”之争，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统独光谱”，以及马英九当局的施政风格。（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