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陈水扁移监看民进党的“悲情”建构
近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戒护就医”的台湾地区前任领导人陈水扁被移监至有医疗设备的台中培德监狱继续治疗，引发绿营大动作抗议。华广网5日刊载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王丰收的评论文章，由陈水扁事件入手，分析民进党的“悲情”建构。
全文内容如下：
近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戒护就医”的台湾地区前任领导人陈水扁被移监至有医疗设备的台中培德监狱继续治疗，引发绿营大动作抗议，民进党“立委”邱议莹“一怒之下”甚至踹破台“法务部部长”办公室的门。为什么身为犯人的陈水扁正常移监会引起绿营人士的如此激烈反应？因为在民进党看来，陈水扁已不仅仅是一个服刑的犯人，其入狱后已逐渐被民进党建构成一个被马英九当局“政治迫害”、得不到“人权保障”的“政治犯”的悲情形象。
所谓“悲情”建构，就是利用人类对不幸和弱者易于同情的天性，将当事人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等事实重新剪裁、编辑、宣传和渲染，最终使得相关人物在受众的主观印象中转变成为充满悲情的形象，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获得认同，甚至对于弱者和不幸遭遇不加遏止地同情与共鸣，这种悲情意识在政治选举中经过动员就会转化成为选票甚至是铁票。
陈水扁有三重身份：在押犯人、病人和前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挺扁民众眼中，他是一个本省人，是“台湾之子”，更是一个情况很危急的病人，继续待在狱中就是等死；在一般民众眼中，陈水扁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一个善于玩弄“悲情”的政治骗子，陈水扁已经得到了应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治疗。他不仅不应得寸进尺，而应进一步坦诚罪行，承受应有的刑罚，最终求得宽恕。
这种意见对立在蓝绿对峙的台湾十分常见，在媒体高度开放发达的台湾，对于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在民众心中竟能形成旗帜鲜明的迥异认知，可见在台湾的政治文化中，诉诸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在大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民众的认知。
台湾尽管实行西方式的选举，但与西方民主选举注重公共政策取向不同，运用血缘和类血缘的人际网络才是台湾政治选举之中最为常见的动员方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民众的政治支持往往决定于“我群”与“他群”的区分。表现在选举行为上，就是“选择性正义”，对政治人物执行“双重标准”：对于自己人不论是非，即使屡屡犯错也会得到原谅甚至为之极力辩解；而针对对立阵营则是高标准、严要求，吹毛求疵，绝不宽容。
这种现象，在以本省人为主，经济相对落后、社会更加封闭、传统文化浓重的台湾中南部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台湾中南部为基础的泛绿阵营的政治人物往往是长袖善舞、极善经营“自己人”的政客。这种政客尽管经常自私自利、不讲诚信，但却善于与选民进行感情共鸣，陈水扁本人就是这种“悲情”建构的个中高手。
陈水扁是本省人，出身贫寒，在校读书成绩优异，后来担任“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再加上其妻吴淑珍长年瘫痪的人生际遇，都成为陈水扁的政治资本。这些悲情境遇，经过陈水扁和民进党长年的包装宣传，成就了陈水扁饱受苦难、屡遭打压、充满“悲情”而又自强不息的“台湾之子”形象，在台湾部分民众中很有市场。这种情感无关价值判断，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陈水扁下台后即锒铛入狱却被深绿民众看作是一次“政治迫害”，是蓝营对于绿营的“反攻倒算”。在绿营媒体口中，陈水扁的“重病频频”，吴淑珍的残疾之躯，陈致中的“孝子表演”组合成为了一场绝妙的伦理悲剧，得到了许多绿营民众的同情。
民进党大佬们纷纷入监探望，在对外采访中则众口一辞，声称陈水扁“生命健康恶化”，“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马英九当局应该对陈水扁要么实行“特赦”，要么“保外就医”，使陈水扁不至于“冤死狱中”。同时他们鼓动亲绿的“台湾医师协会”甚至是海外的“人权”组织不断为陈水扁发声。在民众面前，民进党表现出一副众志成城、不屈不挠地与当局进行抗争的“悲情”形象。而马英九“坚持尊重司法”的做法，在民进党口中则被说成了冷酷无情的表现。
这次将陈水扁转移至台中培德监狱，更是给了民进党攻击的“靶子”。民进党认为培德监狱医疗条件远不如台北荣总医院、当局未与陈水扁家属及时沟通、陈水扁本人更是消极抵制等等，总而言之，当局动机不纯、理由牵强。诸多指责指向的是马英九“干预司法”、“政治迫害”，以此来将国民党当局抹黑搞臭，进而为陈水扁和民进党赢得同情，为以后的选举做舆论动员。
在民进党此番“悲情”建构之后，陈水扁的贪腐事实逐渐被人淡忘，反而突出了被当局“不人道”对待的一面。陈水扁成为民进党用来攻击马英九、动员民众的重要招牌。浓重的悲情意识使得台湾的民主政治缺少足够的社会理性，台湾政坛屡屡出现像陈水扁这种不讲诚信、只讲私利的政客，民众对于“自己人”的无限偏袒给这种政治人物提供了护身符。打破“悲情”，回归理性，才能使得台湾的政治人物不再肆无忌惮地玩弄民意，台湾社会才能建构起正常的价值伦理。（王丰收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