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浅谈台湾社会的政治对立现象
华广网今日刊载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的文章浅析台湾社会的政治对立现象。文章指出，族群动员方式和民粹主义是政治对立的重要原因。政治对立强化了社会的异质性，同时也成为政治人物谋取政治利益的利器而欲罢不能。对立一旦形成，会有自我复制的能力，要突破这种路径依赖非常困难。虽然现在台湾社会的族群动员表面上看已经降温，但政治对立却没有丝毫减弱，未来短期内也大概难以看到减弱的迹象。
全文内容如下：
台湾社会的政治对立早已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蓝、绿之间的政治对立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在民众看来已经司空见惯。烈度较高的政治对立显然是台湾政治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政策讨论中提案被杯葛是家常便饭，而杯葛的原因往往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这种情况在两岸政策方面表现最为明显。明明大家都知道两岸的交流合作与进一步开放于台湾民众福祉有利，但是绿营却一直在强力杯葛，蓝营也在牵制之下举步唯艰，使两岸关系发展受到很大的牵制。
台湾社会的政治对立根源于台湾政治生活中的族群动员方式。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政治动员主要的诉求是“反攻大陆”，这是建立在国共内战基础上的政治动员模式，也是国民党当局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来源。这种动员模式以政治高压为基础，挤压了族群想象与族群对立存在的空间。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逐步瓦解，政治动员模式也逐步演变成开放的动员模式，相应地，台湾社会的动员诉求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党外运动的动员开始诉求于“本省人出头天”。这是以省籍族群矛盾为基础的诉求模式，其逻辑起点就是省籍的区隔与对立，在这个逻辑下的政治正当性则变为反对外省人的压迫与权力垄断，后来又极端化为“爱台湾”与“不爱台湾”的对立论述。
民粹主义比较流行是政治对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传统的威权体制动员模式下，与政治力的强力统合相适应的是意识形态的强力约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主要表现出一元性、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政治动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动员者强调的是被动员者的服从，尽管有时这种服从是被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追随者很难有多大的主动性。但是当这种动员模式被打破后，政治动员变成了自下而上的，至少是上下互动的模式。民粹主义式的动员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是说服和协商，有时则是赤裸裸的煽动。在这种模式下，动员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反而成为动员者所必须要说明的问题。以台湾的具体情况来说，在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威权时期，在“反攻大陆”等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国民党当局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在他们的表述中“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预设性的逻辑前提。但是在民粹主义动员的语境下，台湾的各个政党就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爱台湾”的，是能代表台湾民众利益的政治群体。于是各个政治势力不断通过表演式的政治动员模式，挑动起民粹主义，争取大众的支持，政治对立的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固化。
政治对立强化了社会的异质性，同时也成为政治人物谋取政治利益的利器而欲罢不能。在政治动员中，动员者必须明确自己在哪一方面能够成为被动员者的代表，按照民进党的话说，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民感动”的方法，是政党和政治团体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前提。于是，身份认同、政治利益的区隔等都可能被拿出来作为政策区隔的标准。在族群异质性不强的社会，由于政治认知的多元化，难以形成一贯的、较为划一的集体意识，所以这些社会的政治动员虽然可能形成政治对立与冲突，但是冲突的路线往往是发散的。同一个领导者可能在这个月是追随者的众矢之的，在下个月却又成为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不同的问题上。在台湾社会，社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族群的异质性，选民对政党政策层面的差异性理解对政治动员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与特定族群的感情联结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动员者对政策的差异性理解往往被异化成族群区隔的外化形式。许多选民与动员者的感情联结是一贯的和稳定的，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冲突也是长期的。
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民进党不断以族群身份进行政治动员，国民党也在压迫之下不断强调自己的“本土化”认知，社会冲突的路线以较为收敛集中的方式表现出来。民进党执政被视为“本土政治势力”的胜利，而一旦这个“本土政党”出了问题，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贴上族群斗争的标签。例如，在2006年的民进党政治弊案的惊涛骇浪里，民进党一直强调这是一场“政治迫害”。一直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深绿支持者也无法与贪腐的陈水扁家族及民进党高层进行比较清楚的切割。关键原因在于，在族群异质性不断显性化的语境下，对深绿民众来说政治操守和政治道德的要求已经退居第二位了，第一位的是要保证“本土政权”的存续。同样，马英九上台后，缓和两岸关系，强化两岸交流的措施虽然对台湾有利，却也被攻击为“卖台”，遭到了民进党的强力抵制。这些情况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台湾社会政策层面诉求在政治动员中难以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
政治对立一旦形成，就会有自我复制的能力，要突破这种路径依赖非常困难。易言之，政治资源争夺中的区隔与动员又会作为政治社会化内容使政治对立的边界更加明晰，甚至成为强化政治对立的机制。应该提到的是，民进党除了在2000年上台以后较为强调族群动员以外，很少单纯以族群动员为主要动员模式。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以族群动员为核心的事实。如台湾学者王甫昌所说，民进党的政治动员一直宣称以“政治民主化”、“本土化”为目标，但是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结构下，它却产生了造成本省人族群意识上升的族群运动效果。所以，虽然现在台湾社会的族群动员表面上看已经降温，但政治对立却没有丝毫减弱，未来短期内也大概难以看到减弱的迹象。（陈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